煉完全是無所謂的。惟一的合理解釋就是我發現的“折磨論”。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種辦法。讓我們在整天體力勞動之前，先把體力消耗淨盡。

跑完步，到院子裡的自來水龍頭那裡去洗臉漱口。洗漱完，排隊到員二食堂去吃早飯。走在路上，一百多人的浩浩蕩蕩的隊伍，個個垂頭喪氣，如喪考妣。根據口頭法律，誰也不許抬頭走路，誰也不敢抬頭走路。有違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腳。到了食堂，只許買窩頭和鹹菜，油餅一類的“奢侈品”，是絕對禁止買的。當時“勞改罪犯”的生活費是每月十六元五角，家屬十二元五角。即使讓我買，我能買得起嗎？靠這一點錢，我們又怎樣“生”，怎樣“活”呢？餐廳裡當然有桌有凳；但那是為“人”準備的，我們無份。我們只能在樓外樹底下，臺階上，或蹲在地上“進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與我們無關，只能吃點鹽水拌黃瓜，清水煮青菜之類。整天劇烈的勞動，而肚子裡卻滴油沒有。我們只能同窩頭拼命，可是我們又哪裡去弄糧票呢？這是我繼在德國捱餓和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後的第三次墮入飢餓地獄。但是，其間也有根本性的區別：前兩次我只是餓肚子而已，這次卻是在餓肚子之外增加了勞動和隨時會有的皮肉之苦。回思前兩次的捱餓宛如天堂樂園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飯以後，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勞動任務。此時我們都成了牛馬。全校的工人沒有哪個再幹活了，他們都變成了監工和牢頭禁子。他們有了活，不管是多髒多累，一律到勞改大院來，要求分配“勞改罪犯”。這就好比是農村生產隊隊長分配牛馬一樣。分配完了以後，工人們就成了甩手大掌櫃的，在旁邊頤指氣使。解放後的北大工人階級，此時真是躊躇滿志了。

還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忘記的。在出發勞動之前，我們必須到樹幹上懸掛的黑板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這指示往往相當長。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幹什麼活，到哪裡去幹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麼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現在，如果我們被叫到辦公室去，先喊一聲：“報告！”然後垂首肅立。監改人員提一段語錄的第一句，你必須接下去把整段背完。倘若背錯一個字，則懲罰如上。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於年紀實在太老了，而且腦袋裡除了數學公式之外，似乎什麼東西也擠不進去。連據說有無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經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臉腫，雙眼下鼓起兩個腫泡。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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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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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語錄有什麼用處呢？也許有人認為，我們這些“罪犯”都是花崗岩的腦袋瓜，用平常的辦法來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家”於是就借用了耶穌教查經的辦法，據說神力無窮。但是，我很慚愧，我實在沒有感覺出來。我有自己的解釋，這解釋仍然是我發明創造的“折磨論”。我一直到今天還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監改人員自己也不相信，“最高指示”會有這樣的威力，他們自己也並背不熟幾條語錄。連向“罪犯”提頭時，也往往出現錯誤。有時候他提了一個頭，我接著背下去，由於神經緊張，也曾背錯過一兩個字；但監改人員並沒有發現。我此時還沒有愚蠢到“自首”的地步，矇混過了關。我如真愚蠢到起來“自首”，那麼監改人員面子不是受到損害了嗎？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從此，我們就邊幹活，邊背語錄。身體和精神都緊張到要爆炸的程度。

至於我參加的勞動工種，那還是非常多的。勞動時間最長的有幾個地方。根據我現在的回憶，首先是北材料廠。這裡面的工人都屬於新北大公社一派，都是擁護“老佛爺”的。在“勞改罪犯”中，也還是有派別區分的。同是“罪犯”，而待遇有時候會有不同。我在這裡，有兩重身份，一是“勞改罪犯”，二是原井岡山成員。因此頗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被訓斥的機會多了一點。我們在這裡乾的活，先是搬運耐火磚，從廠內一個地方搬到小池旁邊，碼了起來。一定要碼得整整齊齊，否則會塌落下來。耐火磚非常重，砸到人身上，會把人砸死的。我們“罪犯們”都知道這一點，幹起活來都萬分小心謹慎。耐火磚搬完，又被分配來拔掉舊柱子和舊木板上的釘子。幹這活，允許坐在木墩子上，而且活也不累，我們簡直是享受天福了。廠內的活幹完了後，又來到廠外堆建房用的沙堆旁邊，去搬運沙子，從一堆運到另一堆上。在北材料廠我大概幹了幾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