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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勞改與批鬥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如果讓我輩“罪犯”選擇的話，我們都寧願選取前者。可惜我們選擇的權利一點都沒有。因此，我們雖然身居勞改大院，仍然必須隨時作好兩手準備。即使我們已經被分配好跟著工人到什麼地方去幹活了，心裡也並不踏實。說不定什麼時候，也說不定哪一個單位，由於某一個原因——其中並不排除消遣取樂的原因——，要批鬥我們“罪犯”中的某一個人了。戴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立即奉命來“黑幫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氣昂昂地，找到大院的“辦公廳”，由負責人批准批鬥。過了或長或短的時間，被批鬥者回來了。無人不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間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臉腫。

至於有多少人這樣被押出去批鬥，我沒有法子統計。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大院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要犯”。我作為一個原井岡山的勤務員，反對了那一位“老佛爺”，這就罪在不赦。從大院中被押出去批鬥的機會也就特別多。我每天早飯之後，都在提心吊膽，怕被留下，不讓出去勞動。我此時簡直是如坐針氈，度秒如年，在牢房裡，坐立不安。想到“棚友”們此時正在某處幹活，自由自在，簡直如天上人。等待著自己的卻是一場說不定是什麼樣的風暴。押解我的紅衛兵一走進大院，監改人員就把我叫到對著勞改大院門口的一座葦蓆搭成的屏風似的東西前面——屏風上有許多字，我現在記不清是什麼了——，低頭彎腰，聽候訓示：“季羨林！好好地去接受批鬥！”好像臨行時父母囑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氣！”在這期間，我被押去批鬥的地方很多，詳細情形我不講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禮如儀”。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號，接著是胡說八道，胡謅八扯的所謂批鬥發言。緊張的時候，也捱上兩個耳光。最後又在“打倒”聲中一聲斷喝：“把季羨林押下去！”完了，禮儀結束了。我回到大院，等於回到自己家裡，大概也是垂頭喪氣，頭髮像亂草一般。

（九）1968年6月18日大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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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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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談到過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

1966年6月18日，第一次鬥“鬼”。因為我當時還不是“鬼”，沒有資格上鬥鬼臺，只是躺在家中，聽到遙遠處鬧聲喧天而已。1967年6月18日，此時這個日期已經被規定為“紀念日”，又大規模地鬥了一次“鬼”。因為我仍然沒能爭取到“鬼”的資格，倖免於難。

到了1968年6月18日，我已經被打成了“鬼”，並已在黑幫大院中住了一個多月。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但是，這也是一個沉重的災難，是好久沒有過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頭禁子們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據什麼原則來進行“最佳化組合”，並不是每一個“棚友”都能得到這個一年一度極為難得的機會。在列隊出發的時候，我發現只有少數人參加。東語系的“代表”只有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們的人，不是本院的監改人員，而是東語系派來的一位管電化教育的姓張的老工作人員。由此也許可以推斷，這次鬥“鬼”的出席人員是由各系所單位確定的。這一位姓張的老同事，見了我們，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人員那樣，先“媽的！”“混蛋”罵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顏悅色。我簡直有點毛骨悚然，非常不習慣。我們這一夥“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覺得自己不是人了。一旦被人當人來看待，反而覺得“反常”。這位姓張的老同事使我終生難忘。

但是，那些“鬥鬼者”卻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些人是誰，我不知道。我不敢抬頭，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連走什麼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綽綽地被押出黑幫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過臨湖軒和俄文樓，沿斜坡走上去的。當時現在的大圖書館還根本沒有，只有一條路通向燕南園和哲學樓。我們大概就是順著這一條林蔭馬路，被押解到哲學樓一帶地方。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麼方式，批鬥了一番之後，就押解回“府”。我沒有記得坐很久的噴氣式，也不記得有人針對我作什麼批鬥發言。我的印象是，混亂一團。我只聽到人聲鼎沸，間以“打倒”之聲。也許是各個系所單位分頭批鬥的。我自己好像夢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