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的實習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到各個科室輪轉，要求掌握全面知識。

我輪轉到內科，帶我的是一位女大夫，叫周泉。她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在校的最後一年，未婚夫被打成了右派。但她痴情不改，夫妻雙雙來到了她的家鄉“依蘭”。

她在病人中挺有威望，口碑甚好，都叫她“周菩薩”。她一臉笑面，慈眉善目的，但眼神中隱含有憂鬱，我能體會到，作為一個右派老婆，會是一種什麼心境。她對病人很認真，對實習大夫要求也挺嚴格的，我欣嘗她這種一絲不苟的醫療作風。

內科病人比外科還多，病房又髒又亂，走廊裡加滿了床，來蘇兒的味道也特別濃烈。周大夫說：“農村缺醫少藥，難啊。”那天，抬來一個十七歲的學生，口吐白沫，抽搐不止，已陷入昏迷。周大夫來不及問病史，先做了檢查，我看她給病人動動脖子抬抬腿，又做各種反射試驗，然後肯定地對我說：“是腦膜炎。”讓護士準備“腰穿”。她問我：“做過腰穿嗎？”“看過，沒親自操作。”“你說一遍操作步驟和注意事項。”我照本宣科的講了之後，周大夫口角露出笑容，“好，你來做，要沉著，不要緊張。”她這一說，我倒真有些緊張起來，兩手微微發顫。周大夫帶上手套，把著我的手，讓我體會進針脊髓腔的感覺。病人腦壓挺高，腦脊液證實，是結核性腦膜炎。周大夫說：“診斷要抓主要矛盾，病人昏迷，頸部強直，克匿氏反射陽性，說明腦膜出了問題。”我有些擔心：“他還有救嗎？”“按理說可以靜點或者脊髓腔內注射抗癆藥，也許有救活的希望。但是我們沒有進口鏈黴素，國產鏈黴素只能肌肉注射，能否救活就難說了。”只好下了病危通知。

我們真難以面對他的父親，一個年近花甲的老農。他搔著過早白了的頭髮，喃喃的說：“那咋辦呢？那咋辦呢？我晚年得子，他母親又死得早，好不容易拉扯他念到了高中，唉，沒曾想會得這種病。”周大夫憐憫地說：“我們會盡力的搶救的。”

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在病人面前愛莫能助、無能為力是白衣天使的恥辱。周大夫也有同感，她說：“這裡的原因複雜著呢，作為一個醫生，憑自己的良知治病就是了。”只搶救了十個小時，這位結核性腦膜炎的青年就不治身亡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年邁的父親，老淚縱橫，抱著屍體久久不放…

空出來的床，又住上了一個光頭老人。他乾瘦的像個木乃伊，表情漠然，一言不發，聽說是縣*辦送來的，是個和尚。我去問病史時，他只說了一句：“我沒病。”就閉眼再不吭聲了。我請了周大夫來，檢查完後，對我說：“他已經病入膏肓，很難挽救了。”這位老和尚拒絕任何治療，面壁而坐，口中唸唸有詞。第二天一早，發現已“坐化”了。屍體僵硬，但姿態不變，我們不甚詫異。他是看破紅塵，到西方極樂世界追尋青燈黃卷的慰藉了。

（50）

那日門診，有位農村大嫂找方大夫，一見到我，就說：“可找到你了。”原來是那位腸傷寒穿孔病人的妻子。她是到縣城賣菜的，給我帶來一小筐西紅柿，我推辭不掉，身上又沒帶錢，只好掏出身上僅有的五斤糧票給她。她說啥也不要，我硬塞給了她，“給孩子買點吃的吧。”當我問及他丈夫的情況時，她嘆了口氣說：“刀口還流濃淌水呢，趴在炕上成了病秧子了，幹不了活了。”“怎麼不來醫院看看？”“哪有那麼容易啊，耽誤工夫不說，還得求生產隊套馬車，來一趟可費事了。”她捋捋了滿是汗水的頭髮，“掌櫃的能撿回一條命，俺已經很知足了。方大夫你忙，俺走了。”

看她步態匆匆的遠去，我一陣內疚，當初如果我們工作細心一點，事先告誡她，她丈夫也許不會因吃雞蛋而引發“腸瘻”了。作為白衣天使，真容不得半點疏忽啊。

金香玉從急診室慌慌張張的跑出來，我一把拉住她，“怎麼了？”“來了個憋死的小孩，值班大夫要我去找五官科主任。”我進了急診室，只見大夫、護士圍著一個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束手無策。這男孩胖胖的，大約四、五歲，小圓臉憋的青紫，嘴唇發紺，已奄奄一息。他的母親失聲哭道：“早上還好好的，突然喘不上氣，就摔倒了，成了這樣，大夫，這是啥病啊？”主任趕到時，男孩已停止了呼吸，瞳孔都放大了。吸氧、打針、體外心臟按摩、人工呼吸都無濟於事。男孩的母親呼天搶地，“我怎麼向他爹交待啊。”我望著小男孩變成豬肝色的面龐，心中泛起了串串問號，好好的小孩怎麼會猝死呢？我請教主任，主任睨了我一眼，反問道：“你說死因是啥？”“窒息。”“對。”“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