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違犯了黨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依法接受改造，政府委託我們對他們進行教育管理，我們與他們是專政與被專政的關係。在這裡的絕大多數人都能積極地接受教育，學得了技能，用雙手為國家創造財富，這就逐步由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經過一定時期的努力，就成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和他們也是同志關係了。我們和你們有共同的願望，早一天把他們改造好，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因此我們需要經常聯絡，交流情況，交換意見。你們是我們的客人，希望你們支援我們的工作，共同把改造人的事業搞得更好。”

另一位王局長著重闡明勞改工作的目的是關心人、挽救人，懲罰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這是共產黨人改造世界改造人類的組成部分，這一偉大胸懷和抱負，只有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做到。在改造過程中，政府對犯人實行革命人道主義，保證吃飽穿暖，有病給予治療，每月發零花錢，堅持說服教育，不予體罰，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一技之長，給予立功贖罪的機會。兩位局長的語調平和，態度慈祥而親切。到會的家屬多為中年女性，頻頻點頭，深受感動，幹部們不停地遞煙沏茶，氣氛十分融洽。

接著由家屬自由發言，有的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服從管教，自覺改造，以廠為家，把幹部當做自己的父母；有的譴責自己的子弟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膨脹，不聽黨的教育，如今要真誠認罪服罪

悔罪，改造人生觀，才對得起黨和人民。餘尚毅的母親還勉勵兒子學好技術，將來成為又紅又專、文武雙全的職工，做毛主席的好兒童。在母親心中，哪怕兒子是二三十歲的漢子，永遠是自己的兒童呢！

會開到5點多鐘，厂部招待她們用了晚餐。

為了擴大並深化家屬座談會的影響，車間佈置再出幾期牆報，由我整理兩位王局長的講話，編輯了十多篇來稿。劉文介撰寫了長篇通訊《一把金鑰匙開啟了心靈的門》，文筆細膩，描寫生動，得到廣泛好評。犯人學習小組為此座談一週，發言普遍，情緒激奮，這次親人會對促進改造和生產起到了推動作用。

仔細想來，親人坐監服刑本是一件痛心的事，到勞改隊探監真是憂喜參半，能見親人一面自屬不易，又生怕親人在獄中受虐待。因此不得不陪小心說好話。家屬的發言與犯人的表態，與其說是親人之間的心靈碰撞，勿寧說是給管理者聽的，難免誇張矯情，言不由衷。特別是右派分子的家屬，明知親人因言罹禍，仍要違背良心，說親人的不是，扮演著十分難堪的角色。我注意到周忠濤的姐姐面色蒼白，發言時手在顫抖，內心一定相當難受，把悲劇當成喜劇演出。我埋頭筆記，不禁悲從中來，我慶幸自己的親人不在蓉城，如果姐姐來參加這個會，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受。

兩位王局長的“安民告示”，意在安撫犯人家屬，也給服刑者以寬慰。其實，他們作的都是表面文章，大牆裡面並不是那麼回事。

17車間記者

7月中旬，車間決定由劉文介、羅次岷、謝子琴和我4人組建板報組，每天出一版“日報”，反映全車間的生產和學習，表彰新人好事，推廣先進經驗，批評不良傾向，成為車間的耳目喉舌，事實上成為一種

“機關報”。周幹事要我們詳細研究，提出可行意見。我明確自己目前的身份，同時沒有忘記我曾是黨報記者。於是，起草了一個設想周密的報告，並建議取名《躍進報》，同時編一個副刊《綠芽》。

劉文介和我都編過大報，思路敏捷，筆頭來得快。羅次岷原為機關幹部，也有政策水平和文字功底，對車間情況熟悉。謝子琴原系教9幣，字寫得好。這個班子能編能採能寫，擁有明顯的優勢。

《躍進報》創刊號頗有氣勢，不同凡響。頭條是車間辦公室對鏜床發生責任事故的處分決定，接著是採訪員對事故原因的調查，有關責任入的檢討和評論員文章：《安全為了生產，生產必須安全》。副刊《綠芽》發表了詩歌、散文、雜感、小小說和諷刺小品。兩塊板報掛在由車間到食堂通道的牆上，讀者雲集，幹部也駐足觀看，囑咐大家好生學習。

板報組人員實行半日勞動半日辦報制度，晚上開會研究情況，彙集當天車間發生的大事，擬定報道題目分頭寫作，加班到深夜12時，吃過加班飯後再忙活一陣才能就寢。清晨起床後立即採訪，匯總稿件送審。周幹事審稿快，對編好的稿件也很少改動，只批“可刊”二字，這使我們信心大增。車間主任、排程幹事也常向我們提供報道線索，我們還在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