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分子處理，逮捕法辦；第二類送勞動教養；第三類送川大在外地辦的農場勞動，以觀後效；第四類是開除黨籍、團籍，交群眾監督，繼續學習。我屬第四類，算處理得輕的，殊不知這種處境是最難堪的，從此成為二等公民和專政物件。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用一把鋒利的刀在案板上橫切順切。

一次傳達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新估計，說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還有兩種力量和無產階級抗衡，一是資產階級，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原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如今附在那裡呢？看來，知識分子已不再是革命動力，而被當作革命的物件。我隱約地感到，l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不只是右派分子的劫難，而且是整個知識分子的劫難和國家的劫難。

3敢問路在何方？

1958年春，開學後很少正式上課，突擊活動不斷。班上規定。每天起床後，右派分子立即在本寢室打掃衛生。隨後文把幾位右派單獨編為一個勞動小組，劃出體育教研室背後的一片空地，每天在那裡挖土、除草、播種、施肥……同學們開會或寫大字報時，不準參加，成了名副其實的另類。

我深深感到大環境的嚴酷，對右派的*不斷加碼。有人建議為每個右派學生制一個白袖套，上書“右派分子”四字，以便識別和監督；停發右派分子的調幹助學金，認定對右派越殘忍，越證明自己革命或進步。我見過土改後被管制的地主分子，見過“三反”中涉嫌的貪汙分子，也見過“肅反”中被懷疑的人，你無論怎樣誠惶誠恐，規矩老實，人們總看你不順眼，見人矮三分。l951年我發表過一篇通訊《這就是人民*專政》，寫群眾治安小組如何管制一個流氓。流氓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憐蟲，群眾揚眉吐氣。生活真是嘲弄人，曾幾何時，我便由國家主人淪為革命物件了！誠然，我也可以選擇受辱和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當一輩子賤民，但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我怎能自甘墮落，苟且偷生呢？不，絕不！我一定要作一次勇敢的抗爭，無論成功或失敗。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惹不起還躲不起嗎？在軍閥混戰的舊中國。一個人從內地逃到另一個省或沿海大城市，這個人就無影無蹤了。在老家首飾店打工的胡也頻一身清白，卻被老闆懷疑偷了金鐲子金項鍊，一氣之下他真的取走一些金首飾逃到上海，走上了作家之路。如今的中國如鐵板一塊，嚴格的戶口和檔案制度，到處是治保委員會，找不到一點點縫隙，逃向哪裡？原四川省主席、今省政府參事室參事王纘緒不久前企圖去香港，尚未過境即被捕回。香港還是帝國主義統治的地方，我不能去那裡；蘇聯、朝鮮、越南和我國是友好鄰邦，到那裡會被引渡回國。唯一可供選擇的地方是亞得利亞海岸那個比較開明和寬鬆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

我選擇南斯拉夫，一是為了避風，擺脫當前的困難處境；二是為了學習塞爾維亞一克羅地語，研究他們的文學藝術。為此，我與南斯拉夫駐華使館通訊，寫了一些歌頌鐵托和中南友誼的詩篇，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國慶時寄給了使館，後結集為《從揚子江到多瑙河》，並申請赴南留學。

我預感到這是九死一生、孤注一擲的冒險，失敗的可能性無數倍於成功的可能性。我不宜把自己的右派身份告知使館，更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任何一個人，我計劃在1958年暑假中悄悄去北京。為此，我做了些準備：一是變賣自己的皮箱、衣物和書籍，籌足由成都到北京的路費，並把不能兌換為現金的公債寄給在瀋陽的姐姐；二是練習英語口語，據說在南斯拉夫英語較通行；三是整理自己的詩集和文稿。這三項都要在秘密狀態下進行，表面上還要做出誠惶誠恐、服從管教的樣子，這真是痛苦的抉擇。

1958年是大躍進的一年，一切都打破常規，反右派鬥爭演變為全體師生員工的大躍進，校方號召開展教育改革，在全體教師中拔白旗、樹紅旗，中文系、歷史系還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以學生為主力，向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宣戰。於是，批判、醜化教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席捲川大的每個角落，許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劫難逃，成為“白旗”。一位英語教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句子Rightisright（對的就是對的）被曲解為“右派是真理”（在英語中，right有真理和右兩種解釋）。批判他公然站在右派立場，反動透頂。竟連川大引以驕傲的數學教授柯召、生物學教授方文培也被說成是“不學無術”的白專典型……

既然老師不行，學生們便試圖取而代之。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要自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