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學史》；我班同學要研究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剛發表的一篇美學論文，奮戰一週，直譯稿都拿不出來，還談什麼研究？與深入教改同時，一場“交真心，拔白旗”的群眾運動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教學樓的牆上貼著醒目的標語：“對黨要說十分話，為國全拋一片心”。要求每個同學深挖自己內心深處的陰暗面，以增強原罪感。既然不是出生於工人或貧下中農的家庭，生下來就有罪。每天晚自習時間，人人情緒低沉，內心壓抑，燈光也顯得陰暗。於是，有人檢查自己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自幼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寄生蟲生活，養成了不勞而獲的思想；有的檢查親屬被*，因而對黨不滿，有仇視新社會的情緒；有的曾參加三青團，揹著沉重的歷史包袱，考大學是為了成名成家，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我身為右派，忝居末座，無資格參與檢查，也如坐針氈，感到凡屬知識分子，無論年輕年老，均在劫難逃。由家庭出身帶來的原罪，無論怎樣沖洗、浸泡、冰凍、焚燒，也弄不乾淨，即使未劃為右派，也讀不成書。大學本來是青春的聖殿，是增進知識、培育友誼與愛情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