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鋤壩河農場的見聞：“解放初，捕獲一批匪首，七人被判死刑。公審大會正在開，要提七名死刑犯上法場，審判員翻閱檔案，只有六張判決書，一位姓張的死刑判決書找不到了，只好把那六人帶走，立即執行，人頭落地，那個姓張的繼續被關押。原來是審判員忙於審理別的案子，把他忘記了。兩年後忽想起此事，這時政策有所鬆動，判死刑要省裡批准，經重新審理，只判了二十年，後來他表現好又被減刑，此人我見過，你們說怪不怪？”

大家都說此人運氣好，保住一條命純系偶然。我卻覺得它反映了我國法制不健全。照理說，一個人犯了死罪，不論何時都該判死刑，如不該處死。何時都不可姑寬，審批權也不可因時而異，變來變去。當時，大家都當做奇聞軼事，好像很正常。

老官又談起農場草創時漫天風雪，超負荷的勞動難以承受，一度想一了百了，後來慢慢適應了環境，也就活過來了。農場也有農場的好處，和老鄉接觸較多，有的老鄉在黑咕隆冬的黎明冒充犯人，排在犯人隊伍裡舀飯吃，有時還能從老鄉處買到一隻羊腿或一隻全羊，在工棚裡煮上一鍋羊肉，在動力廠難得有如此奇遇了。

我插話說，“l952年我當記者時曾到瀘州龍馬潭勞改隊採訪，那是四面環水的一個小島，被稱小臺灣，我住了四天，參加過犯人的學習和鬥爭會，火藥味濃得很，也找過犯人個別談話，他們直挺挺地立著，進門就喊報告，只講政府對他們怎樣寬大，我感覺很隔膜。看來，站在幹部的立場是很難了解犯人的。如今自己當了幾年犯人，才懂得犯人想些什麼。勞改隊是個特殊的社會，生活那麼豐富，總有那麼多彎彎拐拐的事。”

羅次岷說：“自然災害時期，物質牙祭打不起，打一點精神牙祭還是可以的。”官舉俊說：“什麼是精神牙祭，理解也不同，有人說是煙，紙菸買不到就吸葉子菸，反正是煙，飽吃檳榔餓吃煙。”我說：“真的，從不吸菸的人也在學吃煙，覺得放棄定量供應的紙菸吃了虧。”李倫笑問：“王記者，你為啥不學吸菸？”我說：“我是膽小鬼，害怕尼古丁，我覺得讀書才是精神牙祭，目前好書也難找，上星期我還託職工進城買了幾本蘇聯小說，雖不是名著，卻可以和他人交換。”

那一陣，《成都晚報》連載馬識途的《清江壯歌》和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我都讀了，還有《王若飛在獄中》《不屈的人們》，都是寫監獄生活的，背景雖不同，也有共同點：監獄裡都是食物不足，常感飢餓；調換買賣、以物易物盛行；而思想者都把底層作為磨鍊意志的場所，不為惡劣的環境所屈服，也不隨波逐流而沉淪。這些書報可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和勇氣。

28瑞典母親和中國兒子

1962年春，管教辦決定辦一次改造成果展覽，透過典型人物事例的連環畫展示黨的改造政策的成果。我管編採，接觸的第一份材料是瑞典女教師楊瑪麗（MaryYang）給毛主席的信。楊的兒子楊更生因犯流氓罪判刑20年，在動力廠勞改，楊以母親的身份請求對她的兒子給予寬恕。信只有500多字，措詞委婉得體，信前有中央辦公廳給公安部和公安部給四川省公安廳的函，要求查明情況處理。

我立即到楊更生所在的飼養場找幹部採訪，接著到保管室見到楊更生，寫了個初稿：《一封來自斯德哥爾摩的信》。

波羅的海的海風輕撫著金色的海岸，潔白的海鷗在空中飛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套街道住宅裡，年逾五十的楊瑪麗老師開啟窗簾，她正用漢字給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寫一封信。

三十多年前，楊瑪麗還是一位十七八歲的豆蔻少女，從瑞典到巴黎習畫，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塞納河畔結識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他姓楊，身材修長，一副聰明穎悟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待人落落大方，熱情而有禮貌。他是攻建築藝術的，談起藝術大師達&amp；#8226；芬奇、凡&amp；#8226；高和畢加索都興致勃勃，基於對藝術的共同興趣，他們互相吸引，由熱戀而結婚。l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烽火熊熊燃燒，楊瑪麗隨丈夫來到中國。

重慶是中國的戰時首都，楊工程師在一個大機關任職員，終日無所事事。日寇的野蠻轟炸，國民黨政府的*，使他所學無從施展。抗日勝利後連年內戰，他的抱負和生命之火在長期壓抑中熄滅了，終於在貧病交加中辭世。新中國誕生後，楊瑪麗被批准回瑞典，她只帶走兩個年幼的子女，楊更生正在川醫就學，恐怕耽誤學業，便留在成都住校。

楊更生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在四川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