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讀書期間，生活*不羈，常參加沒落貴族的地下舞會，1954年在打擊流氓團伙犯罪活動中成為打擊物件，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這對遠隔重洋的母親如晴天霹靂，憂心如焚，不幸的兒子將怎樣度過漫長的鐵窗歲月呢？

她常去瑞典中國大使館，翻看英文版的《人民中國》《中國建設》和《人民畫報》，瞭解新中國的發展情況。大使館的官員告訴她：新中國的監獄也與從前不同，不把犯人關在陰暗的牢房裡，而是組織他們生產勞動，享有充分的空氣、陽光，還能吃飽穿暖，學到一定的生產技能，重在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他們得到革命人道主義待遇，有著光明前途。楊瑪麗和大使館官員建立了友誼，她還參加了瑞典中國友好協會。

中國連續幾年發生大饑荒，楊瑪麗為此寢食不安。楊更生卻經常來信，說監獄裡的生活一如既往，每月供應三十多斤大米，有足夠的蔬菜和肉食，透過體力勞動，他的身體比以前好，體重增加，精神也不錯。

母親是最相信兒子的，既然在監獄中的兒子都生活得很好，西方報刊對新中國的誣衊性報道豈不是不攻自破嗎？

她在給毛主席的信中寫道：“新中國的一切都是在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中國是我丈夫的祖國，也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為這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中國煥發青春而感到驕傲，並以母親的名義感激您。深信在您的思想照耀下，我的兒子一定能改造得好，重新回到人民行列，我們母子重聚的日子會早日到來……”寫著，寫著，楊瑪麗的雙眸噙滿了晶瑩的淚水。

社會主義中國的光輝照耀著波羅的海海濱的這座美麗城市，楊瑪麗對中瑞友好活動更加熱心，最近她當選為瑞典中國友協理事。

一年後，楊更生僅勞改八年，便被提前釋放，刑期尚未服滿一半。瑞典母親寄來體面的西裝和許多食品，向他祝賀。而楊更生仍穿著舊衣埋頭勞動，夾著尾巴做人，一派順民風度，真是韜晦有方，終於回到瑞典。改革開放屆，他多次回成都尋夢，可惜我再沒有見到過他。

29種菜&amp；#8226；守菜&amp；#8226；偷菜

從厂部大門到三車間有一片空地，撥給三車間種植蔬菜，增加副食供應。藍天、白雲、綠樹，整齊的菜畦，潺潺的水聲，這裡是另一個天地。組長秦朝富是一位無帽職工，寬頭大臉，一雙大眼熠熠生輝，精幹而不無狡黠，與勞教犯人打得火熱。副組長鄭慎面色黧黑，滿臉皺紋，像一位憨厚的老農。見我是個知識分子，吃的是每月27斤低定量，二人對我都很關照。第一天鄭慎安排我撿黃葉子，送到蔬菜站當飼料餵豬。我脫下膠鞋，挽起褲腳，飛快地忙活著。l958年我在川大就種過菜，挑糞、挖土、除草都不外行，鄭慎認為我幹活還行。廠裡還規定，每天到廁所掏一挑幹糞到蔬菜組，獎菜票兩張。我響應號召，目的當然是為了多吃兩份“無縫鋼管”（蕹菜）。

蔬菜組活兒重，陽光下甩開膀子赤膊上陣，只穿一條短褲，終日熱汗淋漓。我無草帽，便在頭上包一張白毛巾。秦朝富總是在聯絡種子呀，採購農具呀，去領農藥呀，尋找種種藉口出差。副組長鄭慎勤勞寬厚，處處帶頭，幹累了就招呼大家多歇息。他慢吞吞地裹著葉子菸，點上火，說：“我們是拼體力，大家曉得的，只要把菜種好，多耍一會兒沒來頭。”

土地不哄人，按時中耕、施肥、除蟲，把活路做到家，筍瓜、南瓜、茄子、四季豆、冬瓜、西紅柿、萵筍、天星莧都長得很好。每星期六為收穫期，下午到蔬菜站交菜開票，便回到工棚裡神聊。鄭慎可做主處理少量副產品，如分幾個半青半紅的西紅柿，煮幾個癩子腦殼玉米包，讓全組人皆大歡喜。

中午休息，命我守菜，不敢怠慢，整天在烈日下曝曬，或坐或立或繞菜園巡行，吸收了豐富的紫外線，成了非洲人種。當瓜類長成、西紅柿和茄子結實，看守就成了大問題。防盜的重點不在大牆之內，勞教、犯人懾於紀律，一般不敢來犯。問題出在大牆之外的社員老鄉，先是兩三個青勾子娃娃過河來偷，還可好言相勸或轟走，後來成群結隊如入無入之境，我們就防不勝防了。對此，警衛人員並不干預。這樣，我與老鄉對峙時，只能單純防禦，萬不可主動出擊，如我越過河溝（即警戒線），則成為非法，警衛甚至可以開槍，將我作逃犯對待。老鄉對警衛卻有恃無恐，常圍過來嘻哈打笑，嘲弄他一天站在那裡拿根燒火棍，像個木樁樁……，於是，偷菜者、守菜者、警衛者形成微妙的三角關係，守菜由一人增至四五人，與社員打游擊，或舌戰，或驅逐，仍難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