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報人，我經常編髮這類報道。編輯為了論證某個觀點，從各方面蒐集典型事例，有數字和百分比。有一個專區或一個縣、一個鄉甚至一個家庭的事實，如此這般以觀點引路，給讀者以全方位、多側面反映現實的印象。列寧說過，像俄羅斯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度，要蒐集若干個別事例來論證某一觀點，那是最容易的事。中國也一樣，我國有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各種地形和氣候帶，每年發生區域性的天災非常正常，說全國各地普遍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那就未免是海外奇談了。我記得《人民日報》1959年還載文痛駁西方報刊關於我國遭災的說法，說那是帝國主義者可笑的夢囈。我還記得1948年《華中日報》曾發表《全區人民團結起來戰勝各種自然災害》的報道，當即受到內部通報批評，說這是缺乏黨性的客觀主義報道，不加分析地羅列各種災情，只能使廣大群眾驚慌失措，對戰勝災害不利。如今新華社和各級報紙為何一反常態大肆渲染所謂百年不遇的天災呢？

我在板報組的小木房裡反覆審視這類報道，浮想聯翩，思考大躍進以來農業方面的種種失誤。什麼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乃至幾十萬斤，分明是弄虛作假，上面對糧食總產量顯然是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報載毛主席問過徐水縣委書記：糧食太多吃不完，你們怎麼辦？書記瞠目結舌，不知所對，主席說可以釀造佳釀，可以一天吃四頓，吃五頓。中央甚至認為我國可耕地太多了，用不了那麼多地種糧，可以種棉花、油料，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或大種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公社化以來，動輒大兵團作戰，大刮一平二調共產風，廢除小鍋小灶，一律到公共食堂吃飯，破壞了千百年來的家庭生活方式。難怪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都覺得不可思議，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也認為中國的公社是軍事公社，像個大兵營，與*主張的自由公社毫無共同之點。將報紙上的隻言片語和聽到的傳聞聯絡起來，就能展開一幅農村災難的圖畫，把它歸之於天災，豈不是最大的謊言嗎？中央在1962年初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黨中央稱這幾年的嚴重局面，來自於“三分天災，七分入禍。”可見，他的頭腦是清醒的。身在底層的人們雖不完全瞭解劉的講話內容，但僅憑自己的良知和推測，還是與劉作出了相近的判斷。

自然災害這個說法雖不能令人信服，卻是當時以及以後若干年的權威說法，“自然災害是個筐，一切問題往裡裝。”從此，動力廠的幹部在各種場合大談“百年不遇的三年特大自然災害”，作為掩蓋問題的*布。

27圍爐御飢餓

星期六晚上不學習，難得有片刻的寬鬆。成品庫張幹事桌邊的一盆爐火還燃著。張幹事下了班，雜務組幾位知己便到成品庫圍爐取暖，聊御飢寒。官舉俊坐在桌邊清理帳目，一邊打算盤，一邊把晚餐時打的乾飯和菜裝在小鍋裡，添了許多水，飯菜在火爐上咕嘟咕嘟地鳴響著，好像在唱一支懷鄉曲。羅次岷、李倫和我早已餐畢，便到這兒打精神牙祭。不一會兒，乾飯煮成稀飯，容積大為增加，算得上美食了。羅次岷打趣說：“老官的期限快滿了，該到飯館打牙祭了。”老官一邊舀飯，一邊暇想：“什麼時候能燉上一鍋肉，燉得J肥戈巴的，進口就化，那才是享受。”官舉俊出身望族，吃過滿漢全席、燒烤盛宴，如今的嚮往卻如此卑微渺小！

老羅講起自己的事情，前兩天，突然接到周幹事通知，說他年逾花甲的老父正在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病，想見兒子一面，管教辦同意了，於是得到父子重逢的機會。

羅次岷的老父親系省政協委員，在成都開會用餐，飢腸轆轆的老人比平時多吃了一個肉包子，競發生腸梗阻，送川醫診斷，需要開刀，亟待親屬簽字。老羅的兄弟從宜賓匆匆趕來護理。老羅見到了闊別許久的親人，又受到兄弟款待，在病房飽餐一頓，真是意外的幸事。老羅感慨說，老父平日進餐十分謹慎，從不多吃一口，如果不是餓慌了，餓枯了，斷然不會多吃那個肉包子．也不會有這場大禍。我不由想起川大周菊吾老師講杜甫生平，說杜甫晚年由蜀北上，漂泊於洞庭湖中，飢寒交迫，船停泊於一座小城，巧遇當縣令的一位老友設牛肉宴款待，杜老先生不慎多吃了～點就脹死了。其實脹死是現象，長期飢餓才是本質，我不便接觸這個話題，涉嫌借古諷今。

材料庫保管員李倫插言說，羅師兄有口福，接著講成都有好幾位同名同姓的李倫，有軍人、作家、教師和醫生。一次，幾位李倫聚會，吃了一餐沙鍋魚頭、紅燒海參、清燉魚翅……大家爭著付鈔，結果還是他請的客。

老官忽然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