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對這兩件事也百思不得其解。

對胡風的批判不斷升級，隨著三批材料的發表，反胡風運動發展為全國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動。由理論宣傳組組長王石泉負責這項報道，他派我到四川音樂學院組織稿件，併為居民婦女積極分子代寫反胡風的文章。有些婦女積極分子對胡風其人一無所知，我只好慢慢啟發，捉刀代筆。我也寫過《不許胡風繼續自我擴張》的稿件，王石泉認為“寫得還不錯”。當時報社也收到兩三封不同意反胡風的信件，均呈送省委宣傳部參考。報社內部開始批判文藝組編輯蕭紅逵，沒幾天，王石泉等把我也丟擲來了。

王石泉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身材消瘦，解放前就編過報，對人不陰不陽，眼光捉摸不定，顯得深沉老練，好走極端，貌似平易，暗藏殺機，是個很難相處的人。開始共事時，似乎對我還關心，我無保留地向他坦露思想，說：“自己想入黨，請你作介紹人”。他看了我的檔案材料，說我讀政大時那段歷史複雜，需要派人核實，實則竭力阻撓，在思想深處把我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尋找時機對我進行打擊。我當時畢竟幼稚，涉世未深，出於對黨員領導幹部的敬重，以為凡屬黨員都是與人為善，誠心誠意幫助同志的，對他絲毫未加防範。批判胡風之初，我向他說過：“這樣不分晝夜地搞，似乎打亂了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他狡黠地反問：“這是你的真實想法嗎？”我點點頭。以後他便提出我歷史問題嚴重，阻撓肅反斗爭，建議五人小組把我作為小組鬥爭的重點，使我在一夜之間由同志變成了敵人。

6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王石泉以組織名義要我對l948年至l949年的歷史作全面交待。我坦然陳述，歷史清楚，王石泉等人的邏輯卻是：政大原屬國民黨中央黨校，和*高階黨校同一規格。而*中央黨校是地委以上幹部才有資格進入的，可見我是國民黨地委以上幹部，不是國民黨員怎麼可能進政大呢？我從瀋陽到北平是搭飛機去的。在舊中國，什麼人才能夠坐上飛機，顯然是國民黨要員，參加革命肯定是乘魚龍混雜之機潛入革命組織，妄圖長期潛伏進行反革命活動；並說我曾盜竊黨內檔案，拉攏出身不好的青年團員搞什麼陰謀活動，我借錢給生活困難的團員是“腐蝕拉攏，高價收買”。把良好的動機說成邪惡，把積極工作說成偽裝自己，把聯絡群眾說成“組織人，聯絡人”，這樣的分析我怎麼能接受呢？

小組的積極分子們平素與我在一起說說笑笑，現在一反常態，鐵青著臉，如私設公堂，或公設私堂，現在一個個成了義正辭嚴的法官，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似乎他們早有警惕，看清了我是“披著羊皮的狼”，我的每一句話都浸滿了毒液，我每一句辨解都是“對肅反的倒算，對運動的猖狂反攻”，而沉默則是“軟拖硬抗”。我深深感到一個人一旦被打成運動物件，受到的心靈傷害將終生難以平復。

肅反運動中，報社除留少數人堅持工作，（因為報紙仍需天天出版）多數人捲入運動旋渦，一切都失去了常態。大家被關在報社大院裡，寢室也作了調整，資料組組長王傳大是我的同鄉和政大同學，原獨住一間房，這時搬到我住的大房間內，我想大概是專門來監管我的，殊不知他也是審查物件，上面故意要我們住在一起，以便考察我們是否訂了什麼“攻守同盟”，走廊中另有人監視我們。每隔幾天，我們到省委黨校禮堂聽大報告，路上互相監視，鴉雀無聲，充滿了壓抑感。見到外單位的熟面孔，也無人敢打招呼，互相提防著、戒備著。一次，省委書記李井泉親自點名團省委楊斧交待和胡風集團的關係，說：“我看你這隻臭蟲能把共產黨的鋪蓋拱翻？”又喊小教聯的李莎交待與胡風集團以及民社黨的關係。李莎面不改色，表示下去後作書面交待。我們還多次參加省文聯的批判大會，批判者聲色俱厲，義憤填膺，但我注意到被批判的茜子、邱漾等並無搞反革命活動的事實和證據，無非是想借機把人的名聲搞臭或洩私憤而已。這樣大會套小會，鬥別人和被別人鬥，近兩月的車輪大戰，我記了厚厚兩大本小組意見，近視眼由600度加深到800度，經常鬧肚子，人也瘦了一圈。

我先是在理論宣傳組和文教組的聯合組內挨鬥，後來遭到理論宣傳組和工業組的聯合批鬥，報社五人小組的翟靜之親自上陣指揮，窮追猛打，弄得我疲憊不堪，煩躁已極。我也注意到，有幾個人自始至終很少發言，來自新訓班的白丁只發了一次言：“希望小王端正態度，不要以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態度對待大家。”而頗有才氣的*黨員王育長竟一言不發，始終沉默。

比我問題更嚴重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