瀘州市木工公會主任尹鐵藩有私交，也把他當成運動重點。在動員大會上，領導號召大家在24小時內攻破石平，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石平矢口否認，被鬥得狼狽不堪。以上三人在定案時，方知原來認定的種種罪狀純系子虛烏有。

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我親自參加並進行了採訪，被批者個個自我貶損，批判者無限上綱，似乎出身於非勞動者的家庭，便具有原罪，凡是與主流意識不合的思想，都屬反動。學生代表與教師進行背靠背的揭發或面對面的批判，有些意見提得很可笑，如某位物理老師說收音機、攝影機是愛迪生髮明的，學生問：“愛迪生是哪國人？”老師答：“美國人。”學生就說老師有“崇美思想”。在報紙上寫文章的知識分子都給自己扣上許多大帽子，如封建思想、買辦意識、改良主義、自由主義、極端利己的個人主義……等等，似乎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有無數瘡疤、沉重的發黴的包袱，長長的尾巴……這樣的描述自然遠離了真實，令人難以置信。

解放初期，報刊上批判過的人就不少，如教育界的陶行知、陳鶴琴，建築學界的梁思成，醫藥衛生界的王斌，搞農業的晏陽初，其中好些人是傾向革命的進步人士，他們與主流意識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如能求同存異，寬容大度，必有助於互相團結和理解。那時，還常批判“實業救國論”、“科學救國論”、“教育救國論”等，其實這些論點都有其區域性真理性。共產黨主張革命救國論，並非將革命絕對化，試問，革命又何嘗不需要發展實業、科學與教育？

文藝界的思想批判就更無休止了。1951年批判影片《武訓傳》，影響全國。其實，武訓興學教農民識字，總是一件好事，怎麼能說歌頌這部影片的共產黨員都喪失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呢？接著批判肖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它本是一部好作品，涉及老幹部進城後看不起農民出身的妻子，最後受到教育而有所轉變，其立意和效果是健康的，卻被說成是“歪曲勞動人民”的小資產階級傾向。l954年秋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批判胡適派的實證主義、考據主義、唯心主義。人所共知，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倡導白話文的先驅者，著作等身，在美國獲幾十個博士學位，屬大師級人物，可是當時報刊上發表的那些批判胡適的文章，把他的哲學思想、史學觀念、人生觀、文學觀、治學態度與方法說得一無是處，一錢不值，只因胡適的政治道路不同，便被打為另類。學術批判服從政治需要，讀這種批判文章，總覺得強詞奪理，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時人批判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歷次運動習慣把物件定為百分之五，然後拿人頭去硬湊，豈不也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我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卻厭惡無休止的政治運動。誠然。如土地改革、禁菸禁毒，貫徹婚姻法、愛國衛生等運動，其動機和效果都是好的，但運動一開展起來就如發洪水，大轟大嗡，把人分成被整者與整人者，被整者橫遭批鬥，無從申辯；整人者心靈扭曲，同樣惶惶不可終日，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打亂了，弄得人人自危。如果說和平建設是一種正常狀態，運動就是一種非常狀態，用不斷搞運動來推動建設的作法實在損失太大。搞運動的理論依據是斯大林所云“社會主義越發展，階級鬥爭越激烈”，這種論斷本身就不合常理常情。我們的力量越強大，敵人的力量就必然削弱，階級鬥爭也就會越緩和。相反，正是無休止的運動造成人為的階級鬥爭形勢緊張，挫傷好人的積極性，企圖透過政治運動統治思想也會適得其反。民族振興有賴於思想活躍，一個民族把思想統死了，這個民族也就窒息了。因此，我常常暗想，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搞運動，社會主義制度會更加美好、更得人心。

99　1955年的肅反風暴

樹欲靜而風不止，l955年緊接著批胡適、批胡風，開展了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我在這場暴風雨中亦曾被閃電擊倒。

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到l955年5月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舒蕪發表了胡風給他的信件，經過掐頭去尾，分類整理，歪曲解釋，加上按語，胡風信件變成了反革命罪證，學術問題一夜之間成了政治問題。接踵而來的是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圍攻，聲勢之大，調門之高，真是從來不曾有過。

5月的一天，川報編委王文同志到理論宣傳組閒聊，他說：“5月份發生了兩個做夢也想不到的特大新聞：一是鐵托成為同志。二是胡風變成反革命。”這位擔任過拉薩市委宣傳部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