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處於上升時期，毛主席自然享有極高的威信，他簡直就是黨和真理的化身。我也寫過不少歌頌領袖的文章，謳歌毛主席給我們分了土地，給我們蓋了新房，給了我們歡樂和幸福。如果自己的想法與上面不合，那一定是自己錯了，需要改造，個人迷信由此逐漸滋長。毛主席在全國二屆團代會上號召團員和青年要做N……好，即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我積極響應，以奔放的熱情投入實踐。不久我被選為團支部委員和總支委員，團支部組織《什麼是創造性勞動》的討論，我帶頭髮言。團總支還組織過閱讀尼古拉耶娃《收穫》的座談會，會上各抒己見，情緒熱烈。青年團是黨的助手與後備軍，自己一定要爭取入黨，為黨的事業奉獻自己的一切。

1953年冬，黨公佈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一化三改造，指出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要在15年內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與自己原來的想法不合，怎麼不要新*主義了？轉念一想，這正是毛澤東高瞻遠矚思想超前的體現，也是不斷革命論的標誌，自己只有調整思路，迎頭趕上，便以更大的熱情學習和宣傳總路線。與此同時，全國開展了糧食統購統銷，我下鄉作過調查，看到農村幹部的積極性很高，都檢查自己個人發家致富的思想，表示要向國家多賣餘糧。殊不知從此開始，我國廣大農民割斷了與市場的聯絡，和農業合作化一起，被束縛在土地上，造成了以後二十多年的貧困。

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執政，當時中蘇關係處於蜜月期。1954年國慶時，赫魯曉夫率代表團來北京，祝賀新中國五週年華誕。此前，我國召開了首屆一次人代會，透過了第一部憲法，選出的國家領導人絕大多數為共產黨人，*黨派和*人士排在較次要的地位，有入說，似乎不太像聯合政府；主流觀點則認為是政壇上加強了社會主義力量，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

98政治運動無休止

千人一面，眾口一詞，輿論一律是那個年代的精神特徵。但頭腦敏銳的報人同時也看到了社會的另一面，注意到了陽光下的陰影。

1953年冬，報紙上成天發表廣大農民踴躍賣餘糧支援工業化的報道，其實農民所賣的並非“餘糧”，大部分是口糧。l954年春，許多農民到成都搶購熟食品，當時大米l角錢一斤，而餅乾糕點等熟食品是1元多錢一斤，農民是最務實的人，如不是缺口糧，何至於此？1953年冬，全省加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步伐，四川召開第一次建社工作會議，出席者都是共產黨員，第一批建社的互助組長。省委書記李井泉大聲問：“你們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們同聲回答：“堅決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會議伙食辦得特好，八菜一湯，可是這些精壯農民吃不下飯，夜裡做惡夢，說夢話：“我的耕牛啊，我的土地啊，都歸公了！”“剛發的土地證怎麼不作數了呢？”足見他們所想的是另一回事。難怪最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說：“幹百年來農民盼望的就是土地，他們只有單幹的積極性。”在運動的洪流中他們勉強入了社，生產積極性不高，導致以後二十多年農業停滯。到l955年春，農業合作社因發展過快，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決定整頓，被毛澤東批評為“小腳女人”，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於是，在一個冬春實現了全國合作化，初級社一下子轉為高階社，把原計劃15年做的事，在三年中就完成了。“欲速則不達”，豈能不造成歷史的隱患？

有入說：“建國以來，‘左’的傾向是從l957年開始的。”我感覺1952年的“三反”“五反”就搞得很左了。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天經地義，處決劉青山、張子善，大快人心。可是運動採取訂指標、分配任務的辦法去完成，實在太離譜。當時我所在的川南日報社，被分配在一週內打出五個大老虎，十個中老虎，二十個小老虎，如何完得成？經理部幹部胡興是渡江戰役前參軍的同志，他被派往上海採購捲筒機和其它裝置，經手一筆鉅款，就成了涉嫌者，白天批，晚上鬥，站板凳，端油燈，跪瓦片，無所不用其極，弄得他心力交瘁。我和老幹部劉奎元奉命在門外看守，我悄聲問老劉：“你看胡興能是大老虎嗎？”他搖頭擺手，示意我不要提這類敏感問題。事務長李紹南的抽屜裡存有800萬元現金（舊幣，合新幣800元），是伙食團養豬所得，也把他當成大老虎批鬥，把那些現金捆起來全套在他的脖子上。編輯部的記者石平，腦子靈，是位寫作快手，我在新訓班學習時的老同學，因懷疑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