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件有李村、張正宣、張白帆、杜曉鵬、朱友柏、蕭紅逵等，他們被專門關在一間房內，全天寫檢討，晚上在一個寢室內就寢，有專人看管。半年後，這些人全部解脫，李村在團小組會上還自我檢查說：“作為一個團員，在組織上審查個人歷史時我犯了錯誤，性質還比較嚴重。”我緘默不語，我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更沒有犯任何錯誤，是你們無反亂肅，有錯不糾，我憑什麼要裝樣子作違心的檢討呢！

9月初，我回理論宣傳組作編輯工作。王石泉調省級機關肅反辦公室，由重慶記者範朗來組上主持工作。範朗是我新訓班同學，較我年長，頭腦清醒，心地善良。一個星期天，他專門陪我看電影，路上說：“你覺得黨不信任你，你還是應信任黨，好好工作，將來總會把事情弄清楚的。”我在這段期間系統讀了列寧、斯大林著作，特別研究了蘇聯三十年代肅反的文獻，圖書室的羅大姐主動借給我《民警少校》、《射擊場的秘密》、《紅色保險箱》、《秘密路》等肅反小說。我逐漸領悟到，我國的肅反運動是以蘇聯為藍本的。那種“大膽懷疑，小組鬥爭”的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