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力求高美”。在利的領域，包括衣食、名位、事務、婚姻等，“可但就實際取樣，得此便足”。孔子注重理想生活，對於實際生活則隨遇而安，無可無不可，這就是在義利問題上的中庸態度（第144頁）。市儈唯利是圖，毫無理想，苦行僧枯守理想，絕對排斥物慾，偽君子既無理想，又詛咒物慾，均不合中庸之道。一個有著充實的精神生活的人，對待身外之物自會有一種淡泊的態度，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拒斥，能吃苦也能享受，貧富皆不改其志。他真正看輕了得失，以至於對得和失都泰然處之了。

在吳宓看來，“義”並非抽象的“理”，也包括真摯的“情”，是真情與至理的統一。他給自己樹立的目標是“情智雙修”，或曰“情理兼到”（第12、23頁）。不過，這裡的“情”指一種類似於宗教感情的誠愛之心，而非情慾。情慾卻是屬於“多”的範疇的。靈魂為“一”，肉體為“多”，中庸即是重靈魂生活而順肉體之自然，禁慾和縱慾皆為偏執。他對*的分析十分有趣。他說，任何男人與任何女人之間的關係均是相對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愛一女，一男愛多女，一女愛多男，多男愛多女，或同時，或先後，這種種情形形而上學地說都同樣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戀愛極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