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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的“偏於多”,他才力主“須趨重一以救區失”(第88頁),亟欲為自己也為國人“取得一貫之精神及信仰”(《吳宓與陳寅恪》第62頁)。

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3)

20世紀以來,在中國的土地上,各種社會變革思潮迭起,不外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端。然而,富國強兵也罷,共產平權也罷,著眼點均在政治和經濟的改造。一切社會運動都不涉及絕對價值的問題,不能為精神提供形而上層次的信仰。吳宓認為,“社會改革者的失誤”在於試圖由“多”達到“一”(第118頁),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情況也許正好相反,無論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還是文人下海,結果都是精神的貧困化。在任何時代,智者的使命都在於超越社會潮流而關注人類精神的走向,靈魂的尋求都是每個人必須獨立完成的事情。

在一個普遍重實利輕理想的時代,像吳宓這樣一位真誠的理想主義者難免會感覺孤獨的痛苦了。但他毫不動搖,“甘為時代之落伍者”(《吳宓與陳寅恪》第69頁)。在孤獨中,他用孟子的窮達之論自勉。他運用“一”與“多”的理論,對這個命題有獨到的發揮。他指出,首先,這個命題指的是“一”,而非“多”。“獨善”和“兼善”是“對同一個人的品質的描述,而非供人選擇的不同(例如兩種)生活”。事實上,貫穿於兩者之中的是同樣的理想主義精神。其次,“獨善”是“原初意向”、“真正目的”,“兼善”則是“自然後果”、“始所未料的結果”。(第116—118頁)我很讚賞他的這個解釋。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程序往往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參與意識,以拯救天下為己任,這大約是來自集學與仕於一身的儒家傳統吧。然而,依我之見,至少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妨超脫些,和社會程序保持一定距離,以便在歷史意識和人生智慧的開闊視野中看社會程序。也就是說,首先要自救,在躁動中保持靜觀沉思,在芸芸眾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導師或領袖),守護好人類和人生的那些永恆的基本價值。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程序發生制約作用,至少會對人類的精神走向發生良好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自救就是救世,獨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無憾,因為導師無弟子不成其導師,領袖無民眾不成其領袖,對於智者來說,獨善卻是性之必然,即使天下無一人聽他,他仍然是一個智者。

當然,一個健全的理想主義者是不該脫離實際和逃避現實的,因而終歸面臨著如何處理理想與實際、“一”與“多”的關係這個重大問題。所謂實際或“多”,概括地說,包括事功、實利、情慾三個方面。吳宓的解決辦法,一言以蔽之,便是“中庸”。他運用“一”與“多”的公式對儒家經典多有獨到發揮,“中庸”又是一例。

孔子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據此,“中庸”即“執兩用中”。“兩端”究竟何所指?一般認為,是指“過”與“不及”。但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衡量“過”和“不及”的標準又是什麼?只能是“中”,陷入了迴圈論證。吳宓獨釋“兩端”為“一”與“多”,據此,“執兩用中”就是“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與多之間居中”,而非“多與多之間的中心點”(第123、183頁)。這個解釋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姑且不論,卻是能自圓其說的,對於吳宓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堅持了理想主義。按照這個解釋,“中庸”即是守住理想,以理想為“最終標準”,同時方便變通,應用理想於實際,這叫做“守經而達權”。

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4)

例如在事功方面,吳宓自己是極努力的,除教學和著述外,還勞苦奔走,自費貼補,苦心營辦《學衡》雜誌,而目的只在貫徹自己的理想。至於努力的結果如何,則不必太看重。他以古印度神曲中“行而無著”和曾文公“不問收穫,但問耕耘”之語自勉(《我之人生觀》),鼓勵自己“強勉奮鬥,不計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吳宓與陳寅恪》第69頁)。堅持理想而不求理想之必定實現,努力事功而不執著事功之成敗,這種態度就是“中庸”。事實上,理想之為絕對精神價值,原本就不可能完全變為現實,否則就不成其為理想了。但是,它的作用並不因此稍減,有了它,事功之相對價值才有了根據和目標。

又如義與利的關係,吳宓強調,義屬於“一”和理想,利屬於“多”和實際。“理想必取全真,而實際應重適宜。”(第176頁)在義的領域,包括思想、道德、文藝、愛情等,“必須用理想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