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永恆問題的人自會“以取法乎上四字為座右銘”，“非極佳之書不讀”，在永恆的書的知音，在寂寞中“與古今東西之聖賢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為友”（《文學研究法》，《學衡》第2期）。

對於文學和人生，吳宓皆從大處著眼。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為，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為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同樣，“在藝術與文學中，重要的不是題材，而是處理。”（第73頁）因此讀書“首須洞明大體，通識全部，勿求細節”（《文學研究法》），注意作品所表現的“作家對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第19頁）。可見無論在人生中，還是在文學中，吳宓看重的均是貫穿其中的整體的人生哲思，正是這種哲思把文學與人生也貫通了起來，把文學研究變成了人生探索的一種方式。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一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2）

其實，吳宓所表達的無非是一種古典的人文信念。按照這種信念，治學的目的不在獲取若干專門知識，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好的學者不只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也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更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這種信念是東西方古典人文傳統所共有的，而在功利日重和分工日細的現代卻式微了。但是，某些基本的真理只會遭到忽視，不會過時。我相信，不論學術如何進展，孔子所云“古之學者為己”永遠是治學的正道。背離這個正道，治學和做人脫節，僅僅寄居在學術的一枝一節上討生活，或追逐著時髦的一流一派搶風頭，是決計成不了大氣候的。

二

吳宓的哲學觀點並不複雜，大致襲用了柏拉圖以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把世界劃分為本體界和現象界的模式。他愛用的表述是“一”與“多”。事實上，不論古今東西，凡具形而上性質的宇宙觀都不脫這二分的模式。但是，正如吳宓所說∶“每人必須在自己的靈魂中重建哲學的真理。”（第169頁）在他的靈魂中，這個“一”與“多”的公式的確經過了重建，獲得了新的生命，成了他據以建立自己的全部人生觀的基石。

至少自19世紀中葉以來，立足於世界二分模式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呈現出了崩潰之勢，遭到了許多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看來，吳宓在哲學上似乎是一個落伍者。然而，問題在於，世界二分模式不只是邏輯虛構物，它在人性中有著深刻的根源。如果人類站在塵世不再仰望頭頂的星空，沉湎於物慾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人類會是什麼樣子？擺脫了對絕對之物的形而上追問，哲學又會是什麼樣子？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不是也在盼望“超人”誕生嗎？

吳宓正是站在價值論立場上來運用世界的二分模式的。在他那裡，“一”的真正含義是指絕對精神價值，“二”的真正含義是指現實世界和社會中的相對價值。與此相對應，便有兩種人生。一種是永生、理想的人生，即守住“多”中之“一”，修“天爵”，追求仁義忠信。另一種是浮生、世俗的人生，即自溺於“多”而遺忘“一”，修“人爵”，追求功名富貴。他嚮往的是前者，自雲兼識“一”與“多”，且知“一”存在於“多”之中，但“宓之態度及致力之趨向”則注重於“一”，所以“宓之總態度可名為理想主義”，而“其他名詞或派別均不足以代表宓”（第176頁）。

理想主義（ideali*）一詞可有二義。一是與實利主義（materiali*）相對立，指注重精神生活達到價值，視精神生活的滿足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與虛無主義（nihili*）相對立，指信仰某種絕對價值，這種信仰與對某宗教某學說的信奉並無必然聯絡，一個不是任何教條的信徒的人仍可有執著的精神追求。說到底，理想主義是一種精神素質，凡具此素質的人，必孜孜以求“一”，無論是否求得，都仍是理想主義者。

在吳宓身上就有這樣的精神素質，他之成為理想主義者，實出於天性不得不然。他必須相信“浮象”中有“至理”，“世間有絕對之善惡是非美醜”，藉此信念，他才感到“雖在橫流之中，而猶可得一立足點”，“雖當抑鬱懊傷之極，而精神上猶有一線之希望”（《我之人生觀》，《學衡》第16期）。吳宓對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有著清醒的認識，不止一次指出∶“學術思想之淆亂，精神之迷離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駭，激切鼓盪，信仰之全失，正當之人生觀之不易取得，此非特吾國今日之徵象，蓋亦全世之所同也。”（《我之人生觀》）“宗教信仰已失，無復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僅中國。”（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第70頁）正是痛感這“博放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