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潮流保持相當距離是終極關懷的前提和必然結果。毫無疑問，他所關懷的那些終極性的精神價值不僅僅屬於他個人，而是真正具有人類性和普遍性的，關係到人類社會的根本走向。但是，不能像有的論者那樣由此得出結論，要求人文知識分子擔當起救世的責任。終極關懷的意義取決於所關懷的那些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在社會上實現的程度。事實上它們永遠不可能在社會上實現，否則就不成其為終極價值了。然而，一個人若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守護著它們，批評社會上背離它們的傾向，他就代表了人類精神的一種高度，為社會提供了一種清醒的聲音。如果一定要說人文知識分子的特殊使命，我認為蘇格拉底就是最好的榜樣。

蘇格拉底是為他的哲學信念獻身的，直到臨終前的申辯，他捍衛信念和批評俗眾的調子都是那樣開朗、從容甚至輕鬆。令我不解的是，某些捍衛人文精神的人的調子何以如此憤激乃至惶恐，我只能把它解釋為不自信，也就是缺乏真正的信念。一個人只有對自己的信念發生動搖時才會用這樣的調子來捍衛信念，透過指責別人喪失了信念來證明自己仍在堅持信念。我們從而可以理解，為什麼所謂文人操守問題必定會成為人文精神討論的重點。一個對世俗所求不多的人是不會這樣憤世嫉俗的。作為反撥，我倒比較能理解爭論中對立的那一方了，他們身為文人而蔑視一切文人（不知是否包括他們自己？），在謳歌市場的同時也為精神的平庸化大唱讚歌，也許正是出於對假崇高的反感。不過，我本人不喜歡任何形式的阿世媚俗。對於世俗，以平常心看待就可以了，犯不著去討好它。

圈外人的臆想（2）

在精英夢破滅之後，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回到書齋，研究學術。當然也可以走別的路，例如經商，不過那樣就不再是知識分子了，另當別論。按照社會分工，學術本是知識分子的“本職工作”，因而由思想啟蒙轉向學術研究可說是一種正常化。思想啟蒙是很熱鬧的，其效果可以從熱鬧的程度來判斷。但是，我們如何判斷本身很冷清的學術研究的成績呢？必須尋找這方面的權威。國內的學術傳統久已廢弛，好在國外的學者們一直在研究著，權威只能到國外去找。於是，在這個所謂學術復興的90年代，我們幾乎所有熱門的學術話題，諸如“國學”、“新儒家”、“後現代”等等，所有時髦的學術名詞，諸如“道統”、“第三期儒學”、“話語”、“後結構”、“後殖*作”等等，都是從海外華人或洋人那裡批發來的，就絲毫也不奇怪了。我們的學者如此急切地希望得到海外權威的肯定和賞識，用他們的話說，便是要“與國際學術接軌”，否則如何能證明我們從事的是真正的學術，而不又是某種淺薄的啟蒙勾當呢？也許正是出於這種很可理解的殷切心情，便有了一場關於“學術規範化”的討論。我只讀了很少幾篇這方面的文章，印象中論者們對於“規範化”的含義都不甚明確，常常陷入很不規範化的泛泛議論。最明確的似乎是關於學術論著寫作的格式，無非是強調論著必須有引文，引文必須有出處，註明出處必須按照固定的次序寫清楚著者、書名、出版單位和年月、頁碼，書後必須附有參考書目之類。我很驚奇這種屬於編輯業務的簡單常識竟會被如此隆重地談論，雖則我也很可想象這樣談論有可能給己給人都造成一種嚴肅治學的良好感覺。同時我又不免擔心，用這種很表面的標準去衡量，不但哲學史上的絕大多數哲學家，而且這些論者也很崇敬的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難逃被革出學術之教門的下場。

弄學術當然不能單靠擬訂一些形式規則，還必須有研究的課題和內容。以“接軌”和獲得國際承認為目標，西學的困難太大，人家洋人才不把我們的西學研究放在眼裡呢，事實上我們也基本上只能做些譯介的工作。剩下的只有中學，在這方面我們擁有天然的優勢。雖然絕大多數洋人同樣也不把中學放在眼裡，好在畢竟有少數洋人亦即漢學家們在研究著中學，況且還有留洋的新儒家們正對大陸寄予厚望，“接軌”便是一拍即合的事了。君不聞大洋彼岸早已剖白拳拳心跡，指望大陸學者接納“儒學的新訊息”，把大陸變成“持之以恆的儒家學術道場”。彼呼此應，兩情相投，從前吃馬列飯、西學飯的都紛紛改換門庭，蜂擁而起，“國學熱”在大陸幾成燎原之勢。

我絲毫也不想看輕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文化典籍上所下的刻苦功夫，他們或清醒地意識到這一代人國學底子薄弱所造成的知識結構的缺陷而立志補課，或沿著真正屬於自己的問題思路向縱深開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我看來，他們與所謂“國學熱”的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