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劇無關。已經有不少人指出，所謂“國學熱”是炒起來的，就如同炒一本庸俗小說或一個流行歌星一樣，背後起作用的是同樣的市場動機。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希臘文化熱，中國“五四”之後的重整國故熱，都是厚重的積累被新思想引發，乃時勢之必然。今日的“國學熱”，既無像樣的積累，又乏新思想的激勵，底氣和正氣皆不足。結果我們看到，其最拿手的戲不過是把昔日的國學研究者一個個捧出來，冊封為“大師”。“大師”的編制越來越龐大，似乎這便證明了今日國學研究的成就越來越偉大。這倒也難怪，與今日學者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相比，即使昔日的二三流學者也很有“大師”的模樣。

圈外人的臆想（3）

不能說“國學熱”的出現完全沒有時代的緣由。大神死了，小神便會借屍還魂，包括民族主義這個小神，這是遍及今日世界各地的一個事實。信仰的空缺，道德的失範，似乎迫切地要求中國趕快重新確立一種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以規整世風人心。然而，且不說重建“儒教中國”的主張在理論上不堪一駁，僅從實踐上看，種種有組織的尊孔復古行徑，到處氾濫的假古董和假民俗，本身無不都是生意經，成了對傳統文化的肆意糟蹋和莫大諷刺。有些論者不但想用儒教匡正時弊，還進而想用它拯救世界，甚至提出了“21世紀是中國世紀”這種異想天開的口號。據他們說，對於現代文明的一切弊病，儒教早已準備了現成的藥方，例如“天人合一”便可解決人與自然的分離。我在這裡不想分析儒家的“天人合一”說距人與自然和諧的理論有多麼遙遠，而生態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又如何是文明發達階段的產物，只想說一說我的一個聯想：在咱們中國，凡有現代醫學尚在研究和攻克中的疑難病症，就必有人出來宣佈可用祖宗老法根治。癌症、艾滋病不可怕，我們不有集“天人合一”之精華的氣功乎？21世紀必是氣功世紀！

東西文化之優劣成了一個持久的熱門話題，我始終不覺得這個問題有多麼複雜。在我看來，一切民族的文化傳統中都有優秀的成分，它們同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產。無論東西方，自古以來都有聖哲及後繼者思考著人類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問題，他們的思想對於一切民族一切時代的人都會有啟示意義。西方不但有科學傳統，同樣也有人文傳統，而首先對現代文明進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這些先覺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東方傳統的長處，正表明了他們的立足點不是狹隘的民族性，而是人類性。我們的論者不去注意他們的這種立場，卻挑出他們讚揚東方文化的片言隻語沾沾自喜，則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狹隘性。這種狹隘性於今尤甚，賽義德的書未嘗譯出，“東方主義”已經沸沸揚揚了一陣，反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戰鬥誓言不絕於耳。可是，我是很樂意承認和接受西方“話語”——也就是西方思想，因為“話語”所表達的無非是思想——在近現代世界上的優勢地位的，並且相信自己和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其受益者。如果沒有西方“話語”的“侵入”，我們一定仍在皓首窮經地做著八股文，我並不覺得那種生活多麼有趣。

當然，在當今中國以及世界上，儒學仍然是有其價值的。依我看，這價值一是思想上的，即儒家的思想家特別是孔子所表述的對人性和人類精神生活的某些深刻見解，我們理應把它們發掘和整理出來，變為我們今天的精神財富；二是學術上的，即作為一門歷史悠久的學問，或作為一種對中國社會發生過巨大影響的文化傳統，有必要對之進行系統的研究。我甚至不反對有人自願地把它當做一種信仰身體力行之。我僅僅反對把它樹立為一種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的信仰，人為地製造一種新意識形態。我之所以反對這樣做，不但是因為儒學不具備這樣的品格，而且是因為我們今天確實已經進入了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信仰逐漸成為個人自己的事情，這比起意識形態大一統的時代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當今社會問題的癥結並不在大一統信仰之缺乏，而在體制轉型的艱難，因此滋生的*和黑暗現象不是任何道德說教能夠消除的，而人們為之所感到的寒心也不是任何理想教育能夠溫暖的。即使中國終於完成了體制轉型，步入富裕社會，出現了西方現在這樣因缺乏信仰而精神普遍空虛的情況，儒教也仍然不能成為新福音。事實證明，在現代社會中，凡企圖把任何一種新福音強加給社會的教派，必然成為邪教。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到任何全人類皈依某種世界性宗教的跡象。不管幸運還是不幸，每個人獨自擔當拯救自己靈魂的責任，這將是許多代人的命運。熱情的理想家所能做的至多是鼓勵人們自救，而不是充當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