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於自救的人，他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心態是平靜的。那些面對浮躁世態而自己心態也失衡的人，他們也許救世心切也心誠，但同時我又很懷疑他們自己內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於如此惶惶不安。

在當今時代，最容易產生失落感的或許是一些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和濟世雄心的知識分子。他們想做民眾的思想領袖和精神導師，可是商業化大潮把他們沖刷到了社會的邊緣地帶，拋擲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他們是很難自甘寂寞的，因為他們恰好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舞臺才能發揮作用。我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脫離社會實踐，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精英或想當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說的智者是指那樣一種知識分子，他們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終不渝地思考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關注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們在寂寞中守護聖盃，使之不被洶湧的世俗潮流淹沒。我相信，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程序發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會有失落感的。領袖無民眾不成其領袖，導師無弟子不成其導師，可是，對於智者來說，只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天下無一人聽他，他仍然是一個智者。

我確實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領域內，自救是更為切實的救世之道。當今之世不像是一個能誕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時代，但這並不妨礙每一個熱愛精神文化事業的人在屬於自己的領域裡從事獨立的探索和創造。這樣的人多了，時代的精神文化水準自然會提高。遺憾的是，我們擁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喚者、精神吶喊者和文化討論者，少的是宗教、哲學、藝術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虛無主義者。透徹地說，真正精神性的東西是完全獨立於時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於人類與大地的某種永恆關係之中。唯有從這個根源中才能生長出天才和精神傑作，他（它）們不屬於時代，而時代將跟隨他（它）們。當然，一個人是否天才，能否創造出精神傑作，這是無把握的，其實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與這個永恆源泉的聯絡，如果這樣，他就一定會懷有與羅曼。羅蘭同樣的信念：“這裡無所謂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為它的光明從未消失，它只是熄隱了又在別處重新閃耀而已。”於是他就不會在任何世道下悲觀失望了，因為他知道，人類精神生活作為一個整體從未也決不會中斷，而他的看來似乎孤獨的精神旅程便屬於這個整體，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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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人的臆想（1）

學界有各種圈。名人薈萃之圈，可謂名圈。認真說來，只有名圈才真正是圈，無名之圈是不算數的，既然沒有人知道它們，它們就等於不存在。圈具有極強的社會功能，透過製造話題和口號，把學術推向前臺，使之成為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我曾經很偶然地落入某個圈，但那時就是圈內最自由散漫的一個人。自那個圈散夥以後，便一直徹底地自由散漫了下來，只是自己憑興趣讀書作文，未嘗屬於哪個圈，也未嘗加入哪個熱門話題的討論。所以，對於這些年來學界的面貌和學術的變遷，我決非知情人，只能說些圈外人的臆想。

80年代末以來，社會場景的急劇變化是有目共睹的。人文知識分子的精英夢一朝破滅，無論是為運籌廟堂的“王者師”，還是做叱吒風雲的思想領袖，似都已成為枕上黃粱。商業化大潮進一步把知識分子拋向所謂邊緣地位，幾乎剝奪了他們重現昔日光榮的任何希望。如此強烈的落差，心理上的不平衡就在所難免了，於是“人文精神失落”之悲聲大放。儘管理性的分析發現“失落”由來已久，但感到切膚之痛卻是在此時。然而，精神不是身外之物，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哪有失落之理？真正失落的是昨日那種風光的身份，那種扮演社會中堅的角色感，一句話，虛名罷了。關於“人文精神”的內涵，論說不一，共通的似都包含兩點，一是終極關懷，二是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特殊使命感。據我看，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富有後者，而匱於前者。這場討論本身即是那種受挫了的特殊使命感的一聲嘆息，一頓牢騷，一曲輓歌。終極關懷說到底是個人靈魂中的事情，不應當受社會場景和角色的變化所左右。因這種變化而嗒然若喪，正表明所關懷的不是終極之物，而是某種切近的、實際的東西。

我並不否認一個有終極關懷的人同時也可以或者應該關心社會的程序，但他關心的方式完全不同於以社會核心人物自命的精英們。毋寧說，某種邊緣地位乃是他的自覺選擇，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