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就夠了，有的人討好她甚至到了誇張的地步。有人說她創造了自身的神話和傳奇。她有一小撮經過精選的跟屁蟲，完全受她的支配，他們往往是一些年輕人，很少是親朋好友。她說，她的家庭就是這些無條件的讀者，那些將來會幹大事的人。她比別的作家更容易受到猛烈的批評，左派和右派都指責她。她受到了抨擊和諷刺，但一點都沒有抱怨，因為她覺得這間接地表示了她的才能。相反，大家對她的猛烈批評使她釋放出了自己的憤怒。她並沒有粗暴地對待那些攻擊她的人。那些人毫不猶豫地謾罵和蔑視她的作品，想用筆來殺死她。她說，她又因此而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分子”。

然而，在內心深處，她是很不幸的。她往往孤獨一人，儘管有幾個很好的朋友，她仍感到痛苦，但這種痛苦促使她繼續寫下去。1968年以後的那些年裡，她在身體上出現了新的活力，酒喝得少了，流露出一種高傲的優雅，一種巨大的威嚴，她好像感到比以前更強大了，對自己的道路更加自信。總被她放在第一位的寫作成了她的主要活動。在那些年裡，她開始讓寫作“出逃”，走向它命中註定的地方，走向“杜拉斯式”的那些野蠻區域，她本人也在那裡不懈地探索。

所以，寫作也同樣缺乏參照物，走向黑夜推著它走的地方。

第五章　太陽不再為誰而升（9）

然而，不管怎麼說，她想掌握一切，監視一切，好像這是她在生活中惟一操心的事情。她被書帶到了她所陌生的區域，但她想征服它們：戲劇，導演，現在是電影，還有她所擅長的公共辯論，她發現了這些以前不知道的潛在的領域。

寫作使她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卻沒有妨礙她參加各項活動。但她的活動方式是無政府主義的，甚至是恐怖主義的，如同超現實主義行為。她成了一個左派，沒有一個監獄願意接收她，就像人們不會關押20世紀的伏爾泰、為《人民事業報》吶喊的薩特一樣。資產階級指責她暗中破壞這個社會，她樂此不疲，變本加厲地接受記者的採訪，她說的話往往引起巨大的爭論，具有很強的破壞力。她參加左派的所有活動，支援他們的所有請願，並吹噓說隱藏了被警方視為危險分子的一些左派。她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名聲什麼話都說，這種語言的烏托邦後來使她在政治上大聲吶喊。她對什麼事情都有話要說，說得斬釘截鐵，她鼓吹自己的主張，讚揚別人，插手干預，或者打斷別人的話頭。她感到有些厭倦，但她的“大喊大叫”後來流傳一時。她喜歡貫穿她的小說和文章的那種普遍的瘋狂，她想引起爆炸。

但她的革命性決定漸漸地引起了暴力。她所過的小資生活甚至是奢侈的生活被認為是一個矛盾。要是她能像薩岡那樣過自由自在的生活，那該多好！

她給自己發明了一種共產主義，與原來的共產主義沒有關係，跟法國共產黨更沒有關係。她的這種共產主義充滿了詩情畫意，完全是實現不了的：“是我們今天所見的一切的終結。”她說。

人們經常提醒她，她過於看重金錢。她並不像弗朗索瓦絲？薩岡那樣在特魯維爾和藍色海岸的賭場裡“燒”錢，而是攢錢。人們不無惡意地傳說她積聚房產，在拉丁區買單人房和傭人房。瑪麗？多納迪厄並沒有完全被人遺忘，不應該重蹈母親的覆轍……

然而，她的創作仍在進行，她堅毅頑強，精力充沛，嘗試了所有的形式。她冒險地投入了電影創作，像以往一樣，拿出新的姿態，顯得天真無辜。當她發動機器，像她自己所說的那樣，去拍攝《摧毀吧，她說》的時候，她的目標並不明確，但她往前走了。就是這種膽量、這種青春活力使她什麼都敢，而且什麼都得到了。

她想拍電影，作為一種挑戰。她不管做什麼事情，總是要做到極端，演員要最好的，講述的故事要最好的。她還是不想讓別人替她幹，什麼都想親歷親為，靠自己的力量，等待她知道自己能做得到而且能承擔的東西。“我不能忍受別人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她說，“真的，全都背叛了我寫的小說，到了我想象不到的地步，我真想不到他們能拍成這樣。”慢慢地，她覺得不得不把寫進書中的東西拍成電影了。在這個“我們又聾又盲”的感情之地用別的方式來寫作，她說。

她的這種賭注讓電影專業人士感到好笑，但杜拉斯甚至不理睬他們的嘲笑，她想讓火熱的感情侵入銀幕，不惜拍負片或把銀幕弄得一團漆黑。從《摧毀吧，她說》開始，她就頑強地展現空虛與快樂。她因此而拍片，帶著慣有的粗魯，那是在熱帶叢林中養成的，是家中的仇恨和暴力使然。她拍得很快，自噓不到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