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採用一種野蠻的分析法，試圖不再根據已有的參照物來思考和做事。她想充分展示自己的性格，“沒有教條”。

在那個時期，她好像老有一種想破壞的需要。她宣稱“失去了政治主張和政治要求”，“喜歡空白，一個真正的空白，而不喜歡包含20世紀所有意識形態的大垃圾桶。”她還說：“必須克服對缺乏的恐懼，對混亂的恐懼，這種恐懼是反覆灌輸的結果。”

“我說過，當一個人什麼都不怕了，他就會危害所有政權。”

她所發展的烏托邦是一種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它是從自身復活的，應該已經消除了自己的錯誤和恐懼，一直處於她所安排的地方，在一個“永遠需要探索的野蠻之地”。作為一個女性，說出這些話顯得更加粗魯。1968年5月的事件解放了她身上強烈的甚至具有攻擊性的女權主義思想。她在往往向男性開戰的女權主義——同性戀的這種變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種愚蠢的理論”，它可能會傾聽婦女和兒童的意見。於是，她身邊圍著一些女人，她們絕大多數都要求得到同性戀的身份，聲稱建立了一個沒有男性的新社會。杜拉斯支援她們的某些說法，支援某些女權主義的示威和某些雜誌，甚至承認某些女性的友誼，但她並不一定參加過她們的活動。很快，同性戀運動不再把她視為同路人，因為杜拉斯首先把自己當作是一個作家，從來不為某種性別或任何學派服務。

同性戀並沒有對瑪格麗特？杜拉斯影響太久，最多使她更加了解了女性的真正本質及其真正的秘密。在這方面，她從儒勒？米什萊１　的中篇小說中借用的關於巫婆的寓言很有啟示性。在她看來，女效能適應黑夜中森林的力量，不怕刺眼的燈光，在陰暗處心曠神怡。她後來把它叫做是“拉辛的森林”，它讓人沉思，讓人默想，讓人保持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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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陽不再為誰而升（8）

在中世紀的戰爭時期，女性曾代替男性出發打仗，所以，只有女性懂得跟大自然說話，聽得懂大自然的聲音，懂得森林巨大的隱秘。

只有女性擁有這種通靈的本領，能夠更清楚地聽到大地不可逆轉的運動和它“在這種黑暗中交配”。她還知道只有女效能夠看家，因為她們好客、溫柔。儘管她們可能在家中受到奴役，她們仍承認無法避開“寒冷、恐懼和慾望”。女權主義者以為自己已經為她們的事業爭取到了的那個女人，突然說話自相矛盾，她支援她們的鬥爭，卻又指責她們過於極端；她在她們的請願書上簽名，卻又批評她們值得懷疑的政治信仰：“女權主義分子……要躲她們遠點……我根本不是女權主義者……由於聽說男人都很壞……真想掉轉方向，支援他們……”

她曾根據1970年代的口味與女記者薩克維埃爾？戈蒂埃合作了一本談話錄，她說了一句與女權主義戰士通常說的不一樣的話。很快，她的書就引起了眾多的議論，她覺得自己與女權主義戰士們不一樣，她說她不願意過一種沒有男人的生活，男人，她愛他們勝過一切，她“佔有了他們的……要愛他們就必須極大地佔有他們……”

然而，關於黑夜的作品仍在繼續。杜拉斯借1968年的影響，寫的作品完全擺脫了傳統的句法，句子的省略也越來越多，故事越來越單薄。她在進行神秘的煉丹術，把散文變成了富有詩意的歌曲，對話變成了戲劇劇本，打破了習慣的敘述規則。這是寫《阿巴恩　沙巴納　戴維》、《愛情》、《黃太陽》和《娜塔麗？格朗熱》的時期，她正走在“快樂的失望”的道路上。她周圍的人都說她迷路了，也誤導讀者，沒有人再跟著她了。《費加羅報》對她攻擊最厲害，猛烈得讓人驚訝，但她躲在神秘的寫作當中，她知道這種寫作會給她明確的認知符號。她的那幾個住處就是她孤獨的港灣，她喜歡在那裡休息，大家來看她，幾個朋友來拜訪她，但她說話專橫，越來越瘋狂，從來沒有這麼疏遠過大家。然而，她沒有失去勇氣，不管發生什麼事，對自己都很有信心。她的書銷售量大跌，伽利瑪出版社出的《阿巴恩　沙巴納　戴維》只賣了幾千冊，但仍繼續出。她勸她的編輯繼續跟著她，因為，她說，作品的好壞不能根據經濟收入的多少來衡量，應該沿著神秘的道路繼續前進。她把文學當作是在黑暗中前進而絕非消遣。作為一種認知工具，文學首先是形而上的，能讓人在探尋自身秘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在呼喚著她的這個深淵裡，她走得越深，與別人的關係變化就越大。她對不認識她的人顯得十分多疑，而且充滿敵意。跟讚賞她或者向她獻殷勤的人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