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詢——使她不由自主地滑向了戲劇，她心裡已經喜歡了好多年，因為她發現並且探索了一種簡潔、普通而脆弱的語言，這種語言將成為她的符號。一年以後，她把《英國情人》改編成了劇本，與《整天在林中》、《可能是吧》和《薩迦王國》合在一起出版。這是在1968年1月的文學書潮期間。還沒有人想到5月份會爆發那麼大的事件，儘管武器都已經藏起來。然而，她所出版的書卻預示了未來的革命，證明了她所呼喚的烏托邦。她給發現《河流與森林》並且在1965年出演該劇的女演員們送了一個禮物：兩個滑稽的劇本《可能是吧》和《薩迦王國》。她決定親自把這兩個劇本搬上舞臺，排練是在諾弗勒堡進行的。她來領導演員，後來成了藝術總監，指導瑪德萊娜？雷諾、布林？奧吉埃、米歇爾？隆斯達爾……在排練過程中，她進行了真正的戲劇教學，精雕細刻她新接觸的東西，征服一個語言領域，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了信心。“大家都喜歡玩弄詞彙，”她對演員克萊爾？德呂卡和雷內？埃魯克說，“想消滅它，殺死它，讓它為另一種東西服務，這正是我想做的事。拿一個詞來，弄空它的意思，給它另一種意思。我說的‘意義的彙集’，正是劇本的定義。”

她不像在戰爭年代那樣活動頻繁，而是熱衷於憑直覺來傾聽這個世界。慢慢地，她對政治感到了悲觀，從此以後，這種情緒再也沒有離開過她，她產生了一種想控訴的強烈願望。她不加區分地猛烈抨擊“權力機構愚不可及”，語言極富破壞性。她堅信必須消滅政治遊戲，在政權到達其黃金時期之前破壞其基礎。“當前社會的卑鄙骯髒”給了她強大和野蠻的力量，革命靈感早在1968年5月之前就產生了，像要拯救世界一樣。

她堅信自己是這場正在進行的革命主要證人，她早就預見到了，她像個釋出神諭的具有幻像的人。為了“重新開始人道主義”，為了創世之初的黎明最終到來，為了找到小時候躺在小哥哥溫柔的懷抱中的那種可以說是乳白色的光芒，她說，必須“把那些人都扔給狗吃”，當官的，有錢的，有財產的……

好像是由於這種破壞，具有烏托邦色彩、伊甸園般的童年，這一題材悄悄地從朦朧的遺忘中冒了出來，但這種童年必須穿過暴力和恐懼不可避免的圈子。

此後，好像一切都表明她是對的。社會所不遺餘力地呼喚的進步與消費的秘密昭然若揭。相對於諾弗勒堡的孤獨，杜拉斯確信另一種神秘的東西，覺得它更適合攫住這個世界，對它進行革新。她一直保持著童年時代的那種幻想，現在變成了現實：必須創造另一種生活。她視若掌上明珠的獨子，“小烏塔”，她是這樣叫的，也在夢想加德滿都的道路和“睡滿了人的沙灘”，烏塔成了另一個小哥哥，由於他，世界會得到新生。在這個重新尋找回來的團體中，大家都這麼說。這是一個自由的、創造出來的團體，無拘無束，十分幸福。“鋪石路下便是沙灘”，杜拉斯可能這樣大聲地說過。口號是有作用的，大家都知道。人們到處都可以看到她，在奧德翁劇院，在索邦大學，在遭到破壞的大街上，她心醉神迷地看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共和國治安部隊的射擊，“無辜”的人群，在她看來，那是一些新人種。她的共產主義好像得到了新生，重新注入了氧氣。她找回了童年的純潔和她神話般的真相。

第五章　太陽不再為誰而升（7）

她在這種左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席發言，即興創作。烏托邦是她的領地，就像密密的叢林中那種充滿生機、讓人思念家鄉的美，她把它深藏在心，那是小時候最後的痕跡。

她在1968年拍的照片很能說明問題。照片上的杜拉斯神情憂鬱，像個安提戈涅，目光莊重，甚至有些固執。她渾身充滿了暴力，衣著毫無女人味，寬大的毛衣或大翻領使她臉上的線條和身材顯得更加凝滯和臃腫。她的頭髮梳得馬馬虎虎，剪得毛毛糙糙，一點都不注意。她不打扮自己，全身心地控訴那個可恨的社會，同時，她很高興能開啟一個缺口，對它進行破壞。她已經54歲了，但思想上很年輕，做事的風格甚至像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她說話粗暴，容易衝動，不由自主地和年輕人打成了一片。她想改革社會結構，蔑視各級官員，所以在那個時期，很多人都聽她的。毫無疑問，她成了“可恥的小婦人”，也就是《卡車》中那個神經兮兮的女人，“夏約宮的瘋女人”。

於是，幻想破滅的杜拉斯創造了一種新左派。由於“馬克思主義停留在內在生活中”，她說，她要呆在那個空曠而荒涼的空間裡。她的這種左派把位置留給了詩歌，留給了那種神秘而縈繞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