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上所有的心理醫生、心理分析學家感到了驚訝。在美國,人們開始研究這部小說,對它進行仔細分析,它成了論文和回憶錄的主題,儘管法國的批評對她相當有利,但大學還沒有開始研究她。當時的大學生們不能隨意根據她的作品寫論文,但杜拉斯對她的作品引起的爭論不予理睬。她與皮埃爾?杜梅耶特會談時言辭嚴肅,清楚地反映了她當時所處的思想狀態:驚慌和痛苦。
拉康十分讚賞《洛爾?V?斯坦因的迷狂》中對診所的描寫,當時,他說了這句著名的話:“這個女人她懂。”杜拉斯沒有任何的專業經驗,卻極其準確地寫出瘋狂的狀態,正如她後來第一次觸“電”就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電影寫作風格。
一年年,一本書一本書,杜拉斯就這樣探索“杜拉斯”領地。1965年,繼1964年的《洛爾?V?斯坦因的迷狂》之後,杜拉斯開始寫同樣重要的《副領事》。透過這本書,杜拉斯又與印度的白人們建立了聯絡,巧妙地把自己的出生地印度###移了位。她現在知道了,一切都來自“童年”。
關於永隆的總督夫人伊利莎白?斯特里特的回憶浮到了上述事情的表面。那個極其漂亮的女人成了安娜…瑪麗?斯特萊特,一個年輕的情人曾為她而自殺。她一直縈迴在杜拉斯的作品中,甚至進入了《印度之歌》的著名圈子,在華爾茲和卡洛斯?達萊西奧的探戈中,她終於抓住了無形的愛情。“就是這個女人讓我明白了事物的雙重含義,“她承認說,“也許是她把我帶向了寫作……”
從此,一切都展現出來了:聖潔的男人,拉合爾的副領事,沙灣那吉沿著恆河行走的女乞丐,瘋狂的流浪,巨大的亞洲及其麻風病、貧窮和世界末日的那種死氣沉沉。
加爾各答成了恐怖之地,人類和歷史的所有恐怖之事都匯聚在那裡,這是巨大破壞的起點,也是普遍災難的原型,“加爾各答起點”甚至妨礙了權力的重建。一切都在旁邊重新開始,在無邊的沙灘上,在變化不定的新土地上。這時,瑪格麗特?杜拉斯的臉上出現了驚慌。在以前的照片中,她的目光裡從來沒有過這種恐懼,這種憂慮,暴力顯得一覽無餘。她的目光甚至讓看她的人都感到害怕。她知道自己能像副領事一樣進行劇烈的反抗,做出野蠻的舉動。她也會向貧窮、向非正義開槍。
她的讀者們不願意她像副領事那樣瘋狂得去殺人,人們把她的暴力歸因於她的純潔和壓抑。副領事的故事被當作是一個愛情故事,一種不可能得到的愛情。這毫無疑問,但它首先還是文學中控訴一個“走向滅亡的世界”的第一聲真正的吶喊。對於世界的沒落,誰都不願意有所動作,寧願生活在謊言和幻想中。
時間到了1965年。這是嘈雜的年代,暴力在悄悄地形成。杜拉斯“看見了”,“知道了”。大家都很小心。她的語言甜蜜得煩人,讓人感到頭昏眼花,而這種昏眩是會讓人警覺的……
黑暗的孤獨能使她更好地瞭解自己的秘密,從此,她將在她創造的三個地方度日。喜歡破敗和遺棄,相同的美學觀點把它們聯絡了起來。她喜歡正走向死亡、衰竭的東西,有害的疲憊,悲慘和痛苦的衰亡。枯萎、乾死的繡球花,就在黑巖公寓的花壇中採摘的,羽毛坐墊,外面包著已經褪色的茹伊布,舊貨市場買的傢俱,廢棄的花園,好像是久遠的回憶,讓人想起堤壩後面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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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陽不再為誰而升(6)
當時,她靠酒精與寫作生活,這是一種自我迷失,同時也是墜入一個讓人目眩的深淵,她嚮往這個深淵,甚至不想作出抵抗。孤獨和酒精讓她與別人越來越疏遠,照片上的瑪格麗特?杜拉斯都讓人認不出來了,她的臉是腫的,身子蜷縮在毛皮大衣裡,一副慘狀,同時,她也堅信自己肯定進入了寫作“絕妙的不幸”之中。她決定接受解毒治療,但很快又重新酗酒,好像命中註定無法抵擋酒精。不喝酒,就無法與別人見面,見到別人,她又感到厭煩,她滿腦子想的都是寫作,糾纏著她的寫作向她揭示了童年的秘密。她聲稱在自己的書中“轉圈”,但她這樣說是高興,而不是把它當作失敗。這正是她所謂的大作家,她認為大作家應該一心挖井,火熱的核心就在井底顫動。1967年,她當作“小說”出版的《英國情人》重複了她1960年發表的另一部作品《塞納…瓦茲省的維亞杜克一家》的主題,她後來很喜歡這樣。她喜歡寫謀殺,但與莫里亞克式的情節不一樣。她想告訴別人的是,人類的行為是神秘的,黑暗是不可抗拒的,任何光明都是無法企及的。
她寫小說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