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報紙上的文章更多地受到尊重,更加道德。她想嘗試一種“主觀”新聞,其時效性要求作者真誠而充滿激情,但沒有去做。“為報紙寫作,”她說,“必須一氣呵成。不能等待。所以,作品必須能讓人感到這種緊迫性和強制性,並且允許有些差錯。關於寫作的這種不完美性,我並沒有感到不高興。”文學和生活上的種種意圖互相協調和結合主宰著杜拉斯以後將要展現的作品,《琴聲如訴》將成其象徵。她想在這種暴力狀態中寫作,那時,被長時間遺忘在角落裡的影象從黑屋裡紛至沓來。讓它們重見天日,就是讓它們在原始的青春活力中振作起來,就像世界之初一樣。
外面的世界,一切都使她感興趣,巴黎的市場、處處可見的種族主義、強姦犯和巴黎對阿爾及利亞人盲目的壓迫、明星、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女畫家和郊區無恥的罪行。
她也應邀寫稿,為稿費寫稿,但那些稿子無形之中有助於杜拉斯構思神秘的故事。她有時憑直覺所涉及的現實(她寫過瑪麗婭?卡拉1,儘管從來沒有聽過她演唱),也是充滿詩意的素材,她試圖弄清其意義,她把某一階段的編年史寫成了一個故事,把生活中所有的事都寫了進去,使之有了一種具有思辨色彩的厚度,讓作品起了應有的精神作用,不管是以何種形式。她對《街心廣場》中已經展示過的日常生活很感興趣,那種迷戀來自她內心對非正義的恐懼。好像這封閉的愛情、母親的死亡、經歷過的所有考驗、漫長的戰爭訴訟,使她心裡更明、眼睛更亮了。隱居使她對周圍的一切看得更清了,使她的目光更加敏銳、正義感更強。
當她轉身看世界的時候,還是非常無情和痛苦的。於是,在那個時候,她產生了一種控訴的需要,想說出它的事實。特爾斐城競技會那樣的大喊大叫的演說出現在了她未來的作品中,被佔時期,她已經在生活中體驗過,現在,它成了文學創作的工具本身。
日常工作使她事務纏身,用她的話來說是“多種生活”把她帶入了世界的痛苦中心。她意識到自己擁有一種本能,能夠看得更遠,聽得更清。她知道,她的作品可能已經抓住情人們痛苦的愛情和極端孤獨的灼熱的中心,但她發現世界的故事講述的是同樣的流浪、同樣的痛苦和同樣的孤獨。她對所有像她一樣感到自己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有一種特別的同情,她說他們是“外面的”人,也就是在沉默中與別人處事不同的人。她對世界充滿好奇,這使她能夠看見別的人都看不見的東西,她獨自捕捉到的一個無足輕重的場景,後來在她筆下變成了一箇中篇,一個劇本,一篇短短的道德雜文,它們猛然撲到紙上。她不怕弄錯,甚至承認自己的錯誤,“收回權利”,她感到自己好像錯亂了,在完成一項虛幻的任務。她周圍的人已經發現她的這種想穿越鏡子的態度,她還聲稱確信自己能把事實看得更清,把自己當作了一個慧眼者。她說她有這種才能,能憑直覺,在瞬間明白一切。她還帶有一些神秘感,補充說,她有“這種”才能。
她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從事新聞工作,好奇心極強。她潛伏著,似乎準備迎接一切。她首先感興趣的,不是表面上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在等待的事情,而是抓住一些小事情,研究它,破解其難以解釋的運動,用娜塔麗?薩洛特1的話來說就是“潛臺詞”,因為一切都在悄悄地說話,一切都有著什麼意義。她站在別人決不會去的地方:寒冷的早晨,哪個記者能在聖日耳曼-代普雷看見好像只有她一個人看見的場景?“星期天的早晨,十點鐘,在雅可布路和波拿巴路的交叉路口。”那是在1957年。所有的阿爾及利亞人都受到了威脅,被懷疑串通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一個年輕的花販推著一輛小車,懷裡滿抱著玫瑰。兩個穿便衣的人“朝他走去”,問他要證件,他們掀翻了他的車子,抓走了這個流動小販。 一個女人表示歡迎,大聲地說道:“如果每天都這樣做,社會渣滓很快就會清除。”另一個女人則撿起地上的鮮花,在那個阿爾及利亞青年被押上軍車之前,付給了他花錢。杜拉斯捕捉到了這一場景,立即勾畫出了一幅無處不在的種族主義肖像,這種事天天都在發生:一個女人默默地撿起鮮花,另一個人則是滿腔仇恨。她就是用這種司空見慣、微不足道的生活場景來創造新作品的。作品很簡潔,就像是一聲叫喊,一聲反抗,更像是電影和攝影藝術,來自她對世界、對它顫抖著的東西、對它的回聲的一種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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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外面的世界而寫作(2)
普魯斯特在寫《追憶逝水年華》的時候也是這樣做的。他願意付錢給人,請他們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