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他的心裡話，然後抓住他們的反應，發現精神領域的真正本質。杜拉斯以這種方式寫作，所有認識她的人都回想起她目光中的那種熱情，面對著她是不可能撒謊的，她好像永遠知道對話者在什麼地方，他們在哪裡說話。

對她來說，從事新聞寫作是認識事實真相及其背後奧秘、弄清其基礎和原因的另一種辦法，而樁基卻往往不牢或者會移動。新聞促使她考慮一些問題，感受這個世界：她的工作具有破壞性，影響人們、讓人不適、讓人重新考慮得到的東西。小納蒂娜的劫持者最後能打動人嗎？這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故事，它和兩個人聯絡了起來，一個是受害的女人，另一個是所謂的強姦犯，他在自己的肚子上捅了一刀。杜拉斯是否知道安德烈？貝爾託德的秘密？“安德烈？貝爾託德和那個年輕女人是否是戀人？”我們看到，杜拉斯式的不懈演繹總是讓人思考，甚至給社會帶來危險。透過這些事實，我們後來會同樣肯定地知道一樁罪案的真正動機：關於克里斯蒂娜？維爾曼的那篇著名文章就是證明。有頭腦的人會質詢杜拉斯有什麼權利去控訴小格雷高利的母親。其實，杜拉斯身處他方，她早就佔據了預言者的地位，她有這種本領，當輪船把她帶回到歐洲大陸的時候，她就在舷牆上琢磨這種本領的用處了。外面的世界使她著迷，她喜歡展現它，給它以意義，並試圖理解它。兩個人同時出現在她身上，一個負責外面的世界，不惜服從它的所有習俗；另一個探索隱藏在心底或黑夜裡的黑暗秘密。她試圖在兩個世界之間建立起聯絡，極想把被打散和被拋棄的東西重新連線起來。隨著世界的墮落，她說起話來就像救世主一樣。難以想象的打擊——《廣島之戀》一直沒有上映——杜拉斯重新找到了作家古老的角色，作家就像船上的望員，像總是在歷史的黑暗中照明的火把。她是在現代歷史這條搖擺不定的船上意識到自己的作用的，就像反對城市法則的安提戈涅一樣。她很反叛，極為警覺，訊息靈通，頭腦清醒，什麼東西都躲不過她的眼睛。她的語言喊出了痛苦，同情那些被邪惡的機器壓碎了的人，無情地詛咒那些壓迫人、讓人絕望的人。她的政治言論像古人一樣猛烈，震驚了她的讀者——“杜拉斯在誇大。”他們說——但在這種猛烈當中，她覺得最能讓別人聽清她的聲音：與薩特或加繆的政治分析沒有任何關係，然而她也在控訴。杜拉斯用與她戰鬥的敵人同樣的武器來砍殺。她對那些她看來是恐怖分子的人語出驚人；她的批評猛烈而迅速，不信任別人，也不細加區分。《音樂》中抒情和流暢的片段，她是用來談論靈魂的秘密和那些探索未知、探索秘密的軟弱無力的生命的。

杜拉斯公開抨擊主觀性。她打算全身心地進入競技場，立場堅定，充滿憤怒，不時犯錯，虛榮但有遠見。她承認這種接近是正面的、猛烈的，用她的話來說是“野蠻”的。

所以，她的批評有時讓人懼怕：被她指責為非正義或妥協的人往往都把她當作是一個“瘋女人”或者是一個不負責的人。法國媒體，幾乎是全部，非常保守的那些，從來不讓她進入公共領域。她的言論“在政治上太不正確”，甚至連那些為她辯護的人也感到為難。他們說，他們寧願她專心去寫她的小說，而不要去批評時政……當她就波蘭問題、資本主義或政治新聞人物表態時，詛咒和謾罵往往是她的王牌。

看見她像個長舌婦，回到“榮譽之核”欄目，最終對我們進行諷刺，“誰能讓如此執著於新聞界的瑪格麗特？杜拉斯離開那裡？”《綁住的鴨子》的一名記者這樣寫道。而有教養的雅克…皮埃爾？阿梅特也在《觀點》雜誌上堅定地說：“這是一個火上澆油的女人，確實做了不少蠢事。”但她並不把這些批評放在心上，“在好多年裡，在我年輕的時候，”她承認說，“我周圍的男人們的建議曾把我埋葬：不要引人注目，不要上電臺電視臺發表言論，幹活吧……不要搞新聞，也不要再拍電影，安靜一點吧，別像夏約宮的那個瘋女人一樣。呆在你的角落裡寫作。這就是一切。”當她想認真地傾聽她的時代時，她是想給它以一種浪漫，讓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讓人聽到社會事件在其內心發出的秘密而黑暗的叫聲，不可倒流的時間流在了它的身上，直至把它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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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外面的世界而寫作（3）

她身上的一切都歸結為寫作，歸結為這個想佔有一切的貪婪的斯芬克斯，她清楚地預感到自己將成為它的第一個受害者。事實上，她真的能夠擺脫父親的名字多納迪厄？用杜拉斯這個筆名寫作的時候，她以為能夠避開這個命中註定的名字，這個名字不斷地把她拉回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