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馬克思實現的把以對立力量相互作用為特徵的自然觀同以對立力量相互作用為特徵的研究方法的結合，是早在許多世紀前中國傳統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結合。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都看到，中國和西方辯證法思想的發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國作家郭沫若在與法國政治家和作家阿蘭·佩爾菲特談話時講道，古希臘和古代中國的思想都存在著辯證法的淵源。郭沫若認為，在亞里士多德和笛卡爾的思想佔據支配地位之後，西方思想已喪失了它的辯證性，與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辯證法在中國依然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思維模式。他確實認為（可能也不是沒有一點嘲諷意味），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概念可能都是從中國借用的。［29］當毛澤東本人談到中國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運用辯證法的關係時，也這麼看，只不過方式與郭沫若多少有點不同。毛澤東認為，每一種關係本身就是辯證的：在西方，古希臘的辯證法被中世紀的形而上學所否定，而它們兩者又被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所超越；在中國，古代的辯證法同樣為封建經典中的形而上學所否定，這兩者最終由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而被取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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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8）

這種原始辯證法思想傳統在中國環境中的連續性的觀點，對於理解毛澤東如何吸收和發展他在馬克思主義中發現的辯證法至關重要。在黑格爾和馬克思能夠以充分的理由認為他們的思想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一種新穎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澤東在中國背景下對這些思想的發展，卻是在與這些思想所衝擊的中國文化和哲學的生機勃勃的共鳴中進行的。由於毛澤東熟悉中國哲學和文化傳統中的原始辯證法內容，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天生的辯證論者”，正是在同一意義上，斯圖爾特？R？施拉姆把他稱為“天然的列寧主義者”，因為他出自本能地接受了列寧強調###的思想和革命組織的原則。［31］與此同時，意識到同樣的看法也適用於毛澤東有關辯證法的著作和講話所針對的聽眾和讀者，是非常重要的。從許多毛澤東經常用來闡述其辯證法思想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對這一點，毛澤東是十分清楚的。這些例子使毛澤東所掌握的辯證法具有一種獨特的中國特徵。［32］在毛澤東論述這種衝突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自然、社會和方法的共同性質）概念時，這種特徵尤為明顯。

如我已提到的那樣，馬克思有效地把他從黑格爾以及最接近的前輩那裡所繼承的作為方法的衝突觀念，與他對物質世界充滿對立鬥爭的早期思想（強調對立的衝突性質而不是互補性質的思想）的重新解釋結合在一起。這種重新解釋表現為馬克思的繼承者在其著作中使用“矛盾”這一術語來描述辯證關係。但是，這一術語的使用，把衝突的一般性概念與由矛盾這一術語所描述的衝突的特殊型別兩者間本已相當清楚的區別搞模糊了。按一般的說法，我們通常是把彼此衝突的客體、力量或觀念與彼此對立、矛盾的客體、力量或觀念加以區別的。衝突和矛盾都是有客體、力量或觀念在其中發生相互作用的共同構架的含義。然而，在衝突概念承認這個構架記憶體在某種可能的一致性基礎的地方，暗示著截然相反、針鋒相對的對立的矛盾概念卻不承認這種同一性。矛盾或兩極對立的觀念在物質世界中最有意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關注自然界，僅僅是因為它與人類的生產過程相關。馬克思本人最關心的是經濟、社會和政治衝突，而不是在自然界中觀察到的兩極對立的力量的例子。那樣做的是恩格斯和後來的列寧，他們用這種例子，以類比的方法說明他們在社會事務中的辯證觀。他們據此進一步論證說，由於辯證唯物主義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同樣適用的，因此，它更具有科學性。恩格斯在說明他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興趣時寫道：

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作這種概括性的敘述，是要在細節上也使自己確信那種對我來說在總的方面已沒有任何懷疑的東西，這就是：在自然界裡，正是那些在歷史上支配著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法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著的人所意識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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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9）

在講這段話大約10年前，他“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概括出了三條“一般的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

否定的否定的規律。［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