稹����竦謎胬淼姆椒ā＃�18］亞里士多德把狹義的辯證法看成是一種低階的論辯形式，他認為，這種形式以小前提為基礎，而不是以依據直接觀察所得到的大前提為基礎，認為其特徵是“展示性方法”。［19］

辯證方法在其古希臘思想的根源上萌生後，並沒有牢固紮根於衝突和矛盾是世界的自然本性，因而任何一種分析方法都要反映這種矛盾的思想。相反，它建立在兩種不同觀點的基礎上：一種與亞里士多德有關，他論證說，既然內在矛盾不是世界的特性，因而邏輯證明就可以以展示和排斥這些矛盾為基礎；另一種與柏拉圖、蘇格拉底相聯絡，這種觀點排除了辯證法與自然秩序的任何一種必然聯絡，並把它當作透過對立觀念的相互作用而尋求真理的一種手段。

雖然這些辯證法的觀點在形成中世紀的思想時產生過影響，但辯證法只是在被德國哲學家所掌握（從康德開始，經過費希特、謝林和施萊爾馬赫，到黑格爾）時，才得到了改造，並獲得了重生。黑格爾和他的前輩們所嘗試的實際上都是把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辯證法構架統一起來的事情。他們論證說，矛盾的觀念事實上是互相否定的，但是，這種否定不會使原來的觀念完全失去合理性，而是透過一種新觀點的產生使之被取代。費希特在描述這個過程時是這樣認為的：一個命題與其對立的觀點即反題發生相互作用，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命題。用黑格爾的話來說，一個觀念必然產生否定的觀念，從二者的衝突中，作為外化或取代的結果，必然出現一種新的觀念，即否定之否定。黑格爾把這個過程的每一階段都看成是絕對觀念透過歷史而逐漸實現的組成部分。由於這個過程充滿對立因素的衝突，因此，辯證法———我們理解這個過程的方法———同樣也必然地包含著衝突的對立面的相互作用。

當馬克思著手將黑格爾“頭腳倒置”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改造成唯物主義辯證法時，他透過把辯證法與赫拉克利特的以內在對立為特徵的自然觀相結合，把黑格爾對辯證法的改造向前又推進了一步。但是，赫拉克利特所強調的是固有的對立的互補性，而馬克思卻強調其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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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衝　突（7）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作為現象的衝突和作為分析方法的衝突的分離，絕沒有這麼明顯。《易經》既描述了多種多樣衝突因素結合構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這個世界的方法，無論其形態多麼原始，它都是要透過反映這些衝突來理解這些自然現象。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這種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裡被精製成為一種典型的辯證法。《莊子》第二章中對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20］李約瑟認為，這種根植於道學的辯證法在觀察自然時能更好地解釋變化。正因為如此，這種思維方式與李約瑟所謂的西方思維中“亞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義”相比，在開始時更有助於自然科學的發展。［21］

道家的這些觀點在墨子的哲學著作中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闡述。［22］　“必然如此”並不是終極點，每一種肯定都有一種否定相伴隨，每一種自然現象必然有另一種與其對立的現象存在；凡是有“是”存在的地方就有“非”存在。這就是“必然如此”的含義。［23］他接著說：“某些人斷定特定事物就是如此，並使人相信這種判斷是正確的；而另一些人則否定這種判斷，對它產生懷疑。［終極真理］如同聖人一樣也包含了所有的否定因素，除非沒有［更多的］矛盾。”［24］

在中國傳統中存在著原始辯證法思想的第二個脈絡，它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辯證邏輯，這種邏輯是與佛教一起傳入中國的。這裡所講的印度學派是龍樹［25］的學派；他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中道經文”的理論，在公元15世紀被譯成漢語時書名為《中論》［26］這一學派的核心理論可作這樣的釋義：“一切事物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沒有一刻是相同的，因而一切都是不真實的。”［27］兩位與佛學辯證法有密切關係的中國哲人是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僧肇強調這種思想形式與道家中相似流派自然而然的密切關係；與此相反，吉藏認為，只有運用排斥和否定的辯證方法才能達到終極真理———“諦中”，並詳盡闡明瞭排斥和否定的辯證法。［28］

從這些段落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我們在中國古代思想的自然觀中所發現的突出對立因素互補關係的觀點，在這些方法論的討論中，在某種程度上已被衝突和互補都可能發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樣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