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為。改革家們相信，感化院將提供一個全然有序的環境來幫助看守們重塑囚犯的靈魂。

舊式的看守們自然絕對不適應這一任務。感化院當局尋求那些適應紀律、適應下達和接受命令的人。他們期待著軍人。

感化院變成了一個準軍事機構。職員都穿著制服，列隊上崗，向上級敬禮，操練使用武器。監獄結構是一個監獄長在頂端、囚犯在底端的金字塔。從理論上說，準軍事指揮結構保證絕對的服從和對危急快速集中的反應。

行為的榜樣

監獄管理一直在革命，但是改革家們實際上仍然不滿意。嚴格的紀律本身不足以改變囚犯的態度。他們需要正確的行為榜樣。

在加拿大，金斯敦感化院的監察們在1841年的報告中對此表示了關切。他們堅持，“對這些官員給予如此重要的信任及其在看管罪犯時絲毫放鬆紀律就會產生危險，使得從最受尊敬的人中間挑選看守和警衛絕對必要。”

事實上，主要因為政府所付的薪水太低，監獄很難招到優秀的人。監獄管理者總是抱怨可挑選的候選人的質量。他們對於自己的職員缺乏信心。

看守和囚犯都很艱苦的年代

在19世紀，加拿大感化院的看守們幾乎像囚犯們一樣受到限制。他們的工作生涯為一成不變的程式和排除任何個人判斷的缺乏靈活性的規則所決定。

對於監獄長來說，官員的紀律問題幾乎像控制囚犯一樣令人頭痛。看守們經常被他們的上級描繪成懶惰、缺乏創新、衣服和體態都肥肥大大、經常在背後嚼舌頭和中傷他人。

他們總是不斷由於下列一些原因受到處罰：遲到；不守崗位；未鎖好囚舍；忘記給鐘上發條；工作時抽菸；結交囚犯；對鑰匙馬馬虎虎；未給槍上彈藥；留下囚犯無人看管；將報紙帶進監獄。

對於輕微違紀實行罰款制度。對於從事違禁品交易這類嚴重瀆職行為的官員將予以開除。

如果一個囚犯脫逃了，當班看守可能面臨調查，而且或許受到刑事起訴。有時，監獄長的懷疑得到證實。1877年，金斯敦感化院的一個看守在幫助兩個罪犯從後牆逃跑時被抓住了。當時，監獄長約翰·克賴頓突然出現，阻止了他們的計劃。那個看守自己在被起訴之前逃跑了。

即使在不當班的時候，看守們也不能忘記他們的角色。1888年，金斯敦感化院的監獄長張貼了一份告示提醒職員，如果他們從事了“不道德行為”，頻繁出入酒館，散漫地在附近閒逛或者從事其他任何有違官員身份的行為，都將被解僱。對於那些住在感化院或者附件的看守來說，很難有私人生活。

當一個官員由於不良行為被解僱時，通常沒有上訴。一些官員以向司法部長申訴或向報紙寫匿名信的手段報復橫暴的監獄長，但是沒有人給予太多注意。

“高尚的官員”

儘管現實中存在著人事問題，但是刑罰改革家們依然抱有為囚犯樹立良好榜樣的“高尚官員”的幻想。聖文森特·保羅感化院的第一任牧師約翰·萊克勒克神父對看守的角色有一種幾乎神秘的觀念。1874年，他寫道：“要成為一個好的感化院官員要求宛如一種特殊的需求。”這一職位要求“能夠將慈善精神和公正精神結合起來的人。”

看守們自己做到了部分公正和慈善。在19世紀80年代，看守們的薪水比血汗工廠工人的工資高不了多少。即使加上補貼的住房和免費午餐，他們的生活標準依然很低。

1892年，金斯敦感化院的官員們向司法部長呼籲增加工資。“我們現在每年500元的工資根本不能滿足我們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當中許多人以現在發給我們的工資水平幾乎難以維持。”

他們的呼籲書繼續寫道：“我們的職責與您領導之下的其他各感化院所僱傭的看守們相比，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我們的壓力更大；壓力大到這樣大的程度，我們常常被迫24小時－36小時回不了家，並且沒有任何輪換。”

他們提醒部長，他們長期處在危險之中，而且“在傷殘和死亡的情況下我們不能為家庭的未來做出安排。”

由於沒有退休金，許多看守一直工作到他們倒下為止，而不僅靠過去的工資而陷入貧困。許多官員無視不得僱傭近親的規則，想方設法使自己的兒子在同一機構獲得僱傭。這是一種退休保險：當父親幹不動的時候，年輕人的工資可以養家活口。

在19世紀，看守們幾乎像囚犯們一樣受到限制，為一成不變的程式和缺乏靈活性的規則所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