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伊蘭從1875年－1895年擔任感化院的總監。他認為對看守不必太重視。在1892年的報告中，他對看守講得很嚴厲。“當然有許多看守們在執行職務時幹得不錯，但是他們畢竟還是少數。”

金斯敦感化院的看守們憤怒了。他們貼出瞭如下保留條款：

“我們，本感化院的簽名看守們，吃驚和義憤地獲悉，你在你的報告中認為我們中很大一部分人在智力上不適合我們現有的職位，如果不在上級的眼皮子底下就不可靠和翫忽職守，僅僅是陽奉陰違的僕人和沒有其他任何能力生存的人。

我們將尊敬問一聲：在沒有對我們的作為人和公民的私人生活或我們作為本感化院官員履行我們職務的方式沒有切身瞭解的情況下，你怎麼能發自良心地對我們提出如此嚴重和廣泛的指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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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制度抗衡：看守們對管理者們

莫伊蘭與看守們之間的相互憎惡成為看守們長期不斷的形象問題的徵兆。感化院的管理者們傾向於將看守看作監獄機構中最弱的成份。看守們自己也感到他們被當作制度缺陷的方便的替罪羊。當局需要最好的人，但是不願承擔費用。1911年，一個試用期的看守每月的工資僅50元。當時，勞動部估計，一個5口之家的房租和食品就需要這麼多錢。1924年，一個看守的起點工資是每月元加上制服和靴子（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是195元）。這很難吸引像英屬哥倫比亞感化院監獄長庫珀盼望的那類人。在1926年的報告中，他這樣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看守：

“感化院工作的核心是人的品質。領導的能力和自制很重要。看守要接管一夥20－30個不同國籍和性情的人，使他們保持有序地工作，防止他們逃跑和違反監規，準備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或與難駕御的囚犯搏鬥以及晚上將這些人帶回來，而且要使他們靠近一些以便在一個人的監督之下。所有這些需要的不僅僅是高品質的勇氣，而且還有體格。”

1892年，看守們的工資是每年500元，沒有退休金。

在加拿大感化院建立後的第一個世紀裡，看守們的職責沒有什麼變化。1835年的看守在1935年的監區裡仍然感覺很適應。只是槍支和制服變了。儘管囚犯們享有了更多的權利，但是看守們仍舊被各種規章包圍著。他們的日常生活依舊單調乏味，只是偶爾被驚惶打斷一下。

困在機械上：對囚犯一視同仁

1818年，一個名叫塞繆爾·丘位元（Samuel Cubitt）的人向英格蘭伊普斯維奇郡（Ipswich）的法官提供了一套使罪犯保持忙碌的新裝置。這種裝置便是齒輪機（Treadwheel）。

這種齒輪機的結構是，在一個旋轉的巨大圓柱上安裝一個由梯階構成的鐵架子，形狀就像一個大齒輪。罪犯們用手抓住架子上的一個棒，用腳踩齒輪的齒，從而使這個大齒輪不停地轉動。齒輪機的輪子被設定成每分鐘轉50個梯階。當齒輪轉動的時候，囚犯們一步也踩不實，因為他們一踩某一個齒，這個齒就下滑。

踩齒輪機的工作特別消耗體力，許多體弱的囚犯都累倒下了。懷孕的女犯流產了。到1824年，至少有3個人被齒輪碾死了。

如果說任何東西象徵著感化院，那就是齒輪機。像齒輪機一樣，19世紀的感化院是一部不人道的機器。像齒輪機一樣，感化院沒有製造出任何東西，除了紀律的幻想。像齒輪機一樣，早期的感化院制度把它關押的囚犯簡化到無思想，自動操作的程度，僅僅是這部機器上的齒輪。

感化院制度對所有囚犯一視同仁，不允許囚犯有特殊的需要。感化院的建立是為了處理典型的囚犯——健康的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任何調整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加拿大，像在其他地方一樣，矯正當局必須處理許多不適合這一模子的人。女人、原住民、宗教上的少數派別、吸毒者、性罪犯和心理或生理具有殘障的人是一些不能用傳統方式處理的例外群體。

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努力嘗試使機構的輪子停擺，但是許多人都被絞進去軋爛了。

精神角鬥士

加拿大感化院當局有史以來不得不處理的最頑固的罪犯是“裸體聖歌歌手”。

他們是杜科波爾派自由之子派的狂熱信徒。脫光衣服是他們蔑視當局的方法。

裸體是自由之子派囚犯使用的破壞性最低的一種手段。他們嘗試以任何手段來打擊、羞辱和破壞監獄。如果他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