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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與劉宗周在“嚴以治吏”這個問題上，爭得面紅耳赤，這表面上看似是一個具體問題，但實際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還是用法家的嚴刑震懾。

本質上是儒、法之爭。

加入到爭辯的人越來越多，支援劉宗周以仁德引導感化的人佔到了多數。

對此，秦牧一點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雖然勢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謝經綸等人都站在他這邊，一起擺事實說道理，一條條地反駁著對手，極力向秦牧推行“寬以養民，嚴以治吏”的治國思想。

最後竟然楊廷麟也站了出來，為王夫之辯護道：“陛下，王學士提出寬以養民，嚴以治吏。臣以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剝皮充草之酷刑雖不可取，但古之君子，無不是寬以待人，嚴於律己。為官者變當有此君子之風也！

為民者，縱有奸邪，為禍亦有限。為官者食君之祿，治理一方，責任重大，若貪髒枉法，則禍及一方矣。由此而論，王學士倡議寬以養民，嚴以治吏，實不為過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國、平天下，首重於修身。若為官能嚴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懼律令之嚴也！”

黃宗羲立即出來說道：“陛下，治亂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寧，以嚴法令，重刑律治國。實不合時宜。

王學士，楊尚書所言，雖不無道理。然只適合用於明末那種朝野紛亂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則適得其反矣！

縱觀歷代，除明初以嚴刑治吏外，各朝無不以尚寬簡，務清淨。輕刑罰，薄役賦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何曾外乎是？”

劉宗周也說道：“文景、貞觀之世，尚寬簡。務清淨，使國力民生很快恢復，國力大增。然文景之後有七王之亂，貞觀之後，有武氏亂國。

再觀明初洪武年間，嚴百官，厚諸王，以剝皮充草之嚴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賜待諸王。洪武之後，也終免不了有燕王靖難，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為前車之鑑，陛下當不可不引以為戒也！”

秦牧也不表態，只和聲問道：“劉編修以為當如何避免重蹈漢、唐、明之覆轍？”

劉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聖君治世，莫不推行仁義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輔。為君者當守經用權。律己寬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歸心。以禮治定尊卑倫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農工商各安其事，國泰民安。”

說去說來，終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爭。

王夫之對儒家空談仁義，不重實務是深惡痛絕。

見劉宗周又一味的強調仁義德化，而避於務實，他立即反駁道：“劉編修所言，有失偏頗，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學，君臣父子，尊卑長幼、綱理倫常之說甚於歷朝，豈不乃有燕王以臣弒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嚴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貞觀有失仁德乎？”

“文景、貞觀未失仁德，卻失之綱常不張。”

激烈的辯論進行到這裡，聽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風，但他卻依舊自信滿滿，讓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見他一振衣冠，朗聲說道：“照劉編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綱常，便不會有謀逆之事發生了？”

“然也！”劉宗周大聲作答，不避不讓。

王夫之談然一笑問道：“聽劉編修所言，並不否認洪朝一朝重綱常，只是失於仁德。”

“然也！”

“然劉編修先前說過，洪武年間，嚴百官，厚諸王，以剝皮充草之嚴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賜待諸王。可見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於百官，而非諸王。

其待諸王，可謂是優渥有加，仁至義盡。換而言之，洪武待諸王既講綱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謀逆者，恰恰是燕王，對此，不知劉編修何以自圓其說？”

王夫之這番辯駁，確實精彩之極，竟把大師級的劉宗周駁得啞口無言，一時無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抱圓對秦牧一揖，朗朗說道：“陛下，由此可見，施仁德，重綱常，導民向善，此固人君所應奉行之。然光靠仁義道德，綱理倫常，並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寧，是以須施以律令，嚴然約束，防範於未然也！”

王夫之並沒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卻更強調法家，以法制釐定一切。

當然，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