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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牧立國，強調自己繼承的是始皇帝的法統。那麼，你是不是也要繼承法家治國的思想呢？

這其實是才黃道周要問的。

經筵上所有的人，無不屏氣凝神等著秦牧的回答。

就連置身物外的柳如是，也不禁暗暗替秦牧捏了一把汗，這個問題處理不好，輕則可能讓大臣們離心離德，重則有可能引發天下亂象。

秦牧端起茶，輕呷了一口，徐徐說道：“朕自幼苦讀四書五經，對商鞅學說涉獵不深，正好今日賢達皆在，有誰可為朕講解，何以商鞅之法能使秦凌駕於六國之上？”

秦牧這個回答有些微妙，乍聽之時，讓人放下心來。可聽到最後，又立即讓人心糾緊。

“陛下，商鞅之嚴刑酷法，實乃取亡之道，陛下不聞也罷。”黃道周很乾脆地答道，“德教者，方為人君所應長任也，倡德政、行仁治，方為立國之本也！”

“黃編修所言甚是，朕當眾善如流也！”秦牧態度謙虛，語出至誠，很讓黃道周等人欣慰。

但最秦牧還是不忘問起最初的那個問題：“然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可算德政仁治？黃學士可否為朕解惑？”

繞了一圈，又回到了這個足以令黃道周這些大儒撞牆的問題上。原先你們可沒答朕。沒辦法，只能再問了。

華夏曆史上，兩個最為人稱道的盛世。都是以道家無為而治獲得，那麼一味的獨尊儒術，提倡德政仁治，豈不是說不過去？

當然，作為儒學大師，黃道周也絕對不會就這麼被問倒；

他略作沉吟之後，長身一揖答道：“陛下。漢初文景之治，用黃老之術。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誠然不假；

然文景一味施行無為之治，不重君臣綱理倫常，不行仁德教化，終至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吳楚七國之亂。文景數十年治理之功，毀於一旦，此前車之鑑，陛下當慎以為誡也！”

黃道周這番話，讓在場的大臣們頻頻點點，就是秦牧也表示了認可。

細想來。秦用法家，使秦之國力凌駕於六國之上，最終掃平了天下。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法家的嚴刑酷法也終至強大的秦國迅速滅亡。

漢初汲取了秦朝亡國的教訓，反其道而行，施行無為之治，使國家迅速恢復生機。繁榮富強起來。

但文景一味強調無為而治，對於地方諸侯王縱容遷就。造成他們的勢力惡性澎漲，最終引發聲勢浩大的七王之亂。

這些事讓人漢朝統治者覺得，靠法家治國行不通，靠道家治國也行不通。

因此，漢朝的統治者才不得不引入儒家，以儒家尊王攘夷，強調君臣父子綱理倫常的思想來加強統治。

道家其實也有仁、德的思想，道家的儒家的區別實際上在於“無為”和“有為”這兩個概念上。

倒底是“無為”好，還是“有為”好，即便是社會主流已推崇獨尊儒術，但有關這個爭論卻從未休止過。

還有就是法家與儒家的爭論，其實也一直沒有停止。

統治者一味強調仁義道德，譴責先秦的嚴刑酷法是亡國之道，但在實際治國中，光靠儒家的仁義道德又行不通，必須依靠於法家的法制來治理。

從西漢之後，儒家的確一直處於無可爭議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歷朝的統治中，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是秦王朝時期的起指導作用的法家思想。

於是形成了“儒表法裡”的思想形態，即講的是儒家，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家。

儒家思想是用來騙老百姓的，宣傳用的，法家才是起實際治理作用的。

法家的主導地位是在秦朝創立和建立的過程中形成的。秦王朝是*體制的初創時期，糾糾老秦也比較憨厚實在，還不大懂得用美麗的詞藻掩蓋*的本質，讓法治嚴酷的一面全部袒露在陽光下，讓百姓看得心驚膽戰。

經過一次次慘痛的教訓後，到西漢時就成熟多了，懂得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妙處。

所以，講儒家，講仁政，講王道；而行法家，行專政，行霸道。

這外儒內法的套路一直為各朝所奉行，這些秦牧是知道的。包括後世西方的所謂的民主，也是披著民主的外衣，行法治之道。

但現在的問題是，對儒家的偏重過度了，特別是朱程理學的思想，已經禁錮了人的本性，儒的弊已遠遠大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