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氣流在東亞大陸上空相遇或是錯開容易形成雨水不均勻降落的現象，造成了中國易於旱澇的局面。當東亞季風吹拂帶來的低氣壓降臨東亞大陸上空的時候，與北方的高壓形成交匯，雨水就會大量降落形成洪澇災害，當東南季風的“氣旋風”與蒙古高原來的高壓旋風錯開時，又易於形成長時間的乾旱。梁惠王見孟子時講了一句千古名言：“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反映了中國的氣候困境。中國面臨的氣候和自然條件呼喚古代中國統一的政府和國家的誕生。為了防禦遊牧民族修建的巨大軍事工程，以及為了防止洪澇災害和南北降雨不均帶來的危害而修建的水利工程和運河，構成了華夏民族生存和發展重要的基礎。為了完成這樣的巨大的目標，一種易於大規模社會組織和集體生產的政治組織和結構模式是必要和重要的，這就是*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我們在批判東方專制主義文化和歷史傳統時，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過去的一切，而是應該有歷史感和文化感，應該懂得結合歷史來分析我們本身的文化和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

的確，陸地文化有相當多的負面元素，帶有凝固、保守、專制主義、壓迫自由和獨立思考這些不利於現代化的教條形思維，但是簡單地否定中國的陸地文化和黃土地文化傳統也是不科學，不全面的。無論我們是否承認，今天我們每個中國人所接受的文化傳承也帶有陸地文化中的傳統思想，即使是宣稱自己完全西化的中國人也會無意識地受到這傳統的影響。筆者看來，中國黃土地的陸地文化是我們文化的根源，是決定我們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非洲人和美國人的基本文化因素。

無論如何，我們只有立足中國的陸地文化才能談文化的更新和吸收，離開了陸地中國，就很難談得上海洋中國。陸地中國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是我們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文化根源，這也是在中國獨特的地理、氣候、歷史環境和歷史演變過程中產生的，這期間一些正面因素我們應該繼續吸收到現代中國民族精神氣質中去，以有利於現代化的程序，但是對於一些負面的因素比如專制主義、思想文化精神的壓迫、保守主義、不思進取以及小農意識和封建文化意識等則是現代化路上的障礙，是我們必須要揚棄和進行國民精神文化改造的部分。

第三章　海陸權雙重特徵的“天命大國”（3）

另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僅僅是受到陸地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全面的，華夏先民在《山海經》中就顯示出對海洋濃厚的興趣。《尚書？禹貢》中就記載了中國九州的地理、地貌以及“百川歸海”的現象。而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頭，第二個朝代商朝就產生於今天河南和山東一代，據考證，商代先民就已經具有一定的海洋意識和航海經驗；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國——齊國是一個典型具有海洋氣質的諸侯國，齊國的海鹽貿易是當時諸侯國重要的專項貿易，管仲很早就發現了海洋經濟有利的價值並加以闡述；大唐盛世的海上絲綢之路讓中國人遠洋航行到大食進行商貿，廣州、福州和泉州很早就成為重要的海洋貿易港口，上述城市還成為了早期的“移民城市”，許多不同國籍的居民在那裡居住；鄭和下西洋的遠航更是讓中國的船隊遠及今天東非海岸的摩加迪沙。雖然之後中國歷史歷經曲折，但是海洋意識依然在專制主義的壓迫和禁止中頑強地發展起來了，在清朝中後期，儘管有嚴格的海禁政策，在中國東南沿海一代，特別是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省臨海地區，海洋貿易和海外移民一直持續著，直到今天，海外５０００萬的華人群體也見證著中國的許多海洋文化的精神和特質，具體表現為：競爭精神；開拓進取的精神；冒險的精神；自由開放的進取心態；對個人奮鬥、個人實現和個體價值觀念的追求；外向型的海派文化心理；對新事物的追求；對商業和財富積累的強烈願望；對外部世界新思潮的強烈追求。

其實不僅僅是海外華人中浙江、福建和廣東人群體具有以上文化特徵，在今天的廣州、香港、上海和許多沿海城市及地區都具有以上的文化特徵，更進一步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歷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歷史性鉅變之中，經濟形態的鉅變推動著國民海洋意識的萌發、復甦和覺醒，不僅僅是上海、寧波、青島和廈門經歷著海洋意識的崛起，其實整個中國都在經歷海洋意識的崛起。從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從閉關鎖國到開放融合，從謹小慎微到開拓進取，從保守守舊到吐故納新，從個性的抑止到個性的張揚，生活在任何地方的國人都會感覺到意識觀念的鉅變。這種思想觀念的鉅變不能描述為海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