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福柯卻更加深刻地指出：“知識就是權力。”現代社會中對社會邊緣群體如瘋癲、失範者、犯人的定義權掌握在現代社會的知識精英手中，他們是由醫學專家、心理學專家、精神病學專家、病理學專家、犯罪學專家等組成。他們透過現代科學的研究手段和集體協作可以定義出某些群體是否屬於社會失範的群體，進而獲得了巨大的、由知識而來的社會支配權力。例如當一群專家決定了某個犯罪人士是否精神上存在疾病障礙的時候，就能決定這個人的命運（被監禁或是被釋放）。而福柯透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許多知識和科學手段對社會失範群體的劃分充滿著知識權力帶來的任意和專斷。在法院關於撫養權的爭執中，當某個專家集團裁定某人對父母精神上存在癔病傾向而無法盡到為人父母的基本職責的時候，那麼法庭判決的標準極有可能依據的是這個專家集團集體診斷的結果，而這對父母即使具有足夠的能力和愛心撫養自己的子女，也極有可能失去撫養權。

在許多現代社會個案中，專家和知識精英集團所具有的權力實質是一種統攝權力和徹底的支配權力，比如病人和醫生是一種絕對的不平等的關係，因為雙方的知識結構和技術含量在“病理治療”這個特定的議題上是完全不對等的，因此醫生可以誘使病人進行一場也許本來並不需要的昂貴治療，而病人卻很難抗拒知識權威的意見。

福柯比較極端地認為，現代社會是一種知識和話語權全面控制的社會，與過去的前現代社會相比較而言，殘酷的、刑罰式的、肉體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現代社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卻是更徹底全面地規訓和控制的社會。知識和權力透過社會組織和機構的運作組合，實現了遠遠超過前現代化時期對人們的心靈支配；知識和權力實現了對社會群體的客體化和量化，並透過科學手段和研究手段實現了對全社會的科學化和標準化的過程。每個人的生活和生涯規劃都受到現代社會機制的規劃，我們上學、工作、退休，我們進入某個機構，我們的資料成為不同管理機構資料庫中的符號，關於我們的資料資料也可以成為不同專家研究的物件。我們成為知識力量、組織力量規訓和引導的物件，在前現代化社會中人們也許還敢於反抗殘暴的君權統治，而現代化社會透過一種全新的、精緻的、細密的以及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機制使我們成為順從者和服從者，而反抗者則被定義為社會越軌和社會失範現象，為大眾和普遍輿論所不能接受。

第十章　國際政治中的話語強權和話語魔方（2）

福柯在論及現代社會的權力控制機制時談到：“總之，用一種秘密的把自己的物件客體化的權力取代那種表現在權力行使者的顯赫之中的權力；形成一套關於這些個人的知識體系，而不是調動展示君權的炫耀符號”，現代社會放棄了君權任意的刑罰和慘無人道的處罰方式，卻用新的符號——“知識和科學技術”——實現了對人類的另類控制。因此，福柯在揭示現代社會的秘密的時候，發現了知識背後的權力關係和一個群體對另外一個群體的支配關係，他寫到：“但紀律的實施方式，它所調動的機制，一群人受到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遠屬於一方的‘過剩’權力，在共同的規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

在知識權力的不平等結構中，體現的是群體間的支配關係，是話語權的體現，而這種話語權可能是一種不可逆轉的關係，一方處於知識權力“盈餘”的支配地位，而另外一方卻可能處於知識權力“虧損”的被支配地位。福柯總結道：“（科學知識結構）使每一個人都變成一個‘個案’。作為一個個案，個體既成為知識的客體，又成為控制的客體。而且，二者在權力——知識關係中當然是聯絡在一起的……一整套知識、技術和‘科學’話語已經形成，並且與懲罰權力的實踐糾纏在一起。”

話語權背後的權力結構的強者對弱者形成的控制關係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強者具有話語權，他們決定話語的內容，決定討論題目的優先順序和探討內容，決定社會話語的語境，其實體現的是知識精英對社會的支配關係，反映的是社會背後深刻的權力結構。

從福柯關於後現代主義的深刻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社會認識具有重要指導作用的地方，而不是學習其偏激之處，更不能因此而走向偏激。認識到社會話語權背後的權力結構和權力支配關係並不是要求我們去顛覆現代社會的秩序和科學知識技術體系，如果這樣，就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現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