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12）

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有一個基本假設，那就是每個普通公民和每個社會群體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個社會群體透過捍衛自己的正當利益和權益就會在整體上促進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從而保持社會的穩定並防止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樣的看法類似於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論述的看不見的手驅動市場利益整體最大化的思想，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描述為看不見的手透過社會中間層機制有效地促進權力和利益的平衡，進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增進國民的整體利益。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由於勞資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和不對等，資方與政治權力結成共生體讓勞工階層處於赤貧狀態，工人的人均壽命竟然低於４０歲，童工現象極為普遍，工人的工資可以任意剋扣和降到維持生命線的最低點，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僱，勞工階層更談不上有任何社會福利，一旦喪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傷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這種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不僅從道德上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資本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制度，更讓當時工人階級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勞工階層或是焚燬工廠、燒燬機器，或是發動工潮和工人起義，進而參加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讓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覆滅的危險和崩盤的危機。正是這樣的發展，才讓西方國家政府逐步採取大規模的改良措施，透過建立現代社會福利制度來安撫激進的工潮運動，透過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來揭露資本勢力任意破壞環境和侵犯勞工利益的惡行，透過獨立的司法制度來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和制裁有產者的不義行為。

更為重要的是，透過建立社會中間層和公民社會，以協助工人階層、農民和非正式就業人員建立有組織的、獨立的、社會法人團體形式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礦工協會、福利協會等來有效地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樣的社會中間層起了一個減壓閥的作用，不僅為國家卸掉了大量的社會負擔和社會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會衝突的危害性和毀滅性，讓社會各種不同利益和衝突以文明的談判、調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決，還能讓社會各個群體心情舒暢，沒有被制度性壓制和剝奪的感覺，沒有被歧視和壓迫的感覺。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一種“四贏”局面：

（１）工人、農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得到維護，社會衝突的壓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會發生社會*和革命，因為社會群體有了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利益溝通渠道後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進運動方式了。

（２）國家也是重要的贏家。許多企業發生的*和騷亂一旦擴散開來就可能釀成全國性的*和革命，社會*具有很強的“傳染擴散”能力，所以這必將威脅到國家整體穩定。而社會中間層的建立大大舒緩了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壓力，讓國家不必再“事必躬親”，管那麼多自己不該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時大大降低了一個國家發生大規模*的可能性。

（３）企業家和社會精英階層也是獲利者。透過文明的集體談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業內部工人持續進行高強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擊企業領導、廠房和機器裝置的可能性，這樣資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於企業效率的提高、市場的開拓和產品的更新換代和產業升級，而工人工資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於工人生產熱情的提高並帶動企業生產率的提高。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七章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13）

（４）國家、企業主和社會群體共贏的情況，有利於整個國家塑造出一種文明、祥和、理性的氣氛，一種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協商解決社會爭端的公民精神，而這種公民精神正是一個國家發展*制度最需要的一種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理性、平和、漸進，有利於社會經濟長期穩定發展，將最終使每個社會群體大大受益。一個國家能否發展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層次的*，其關鍵在於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這一切都是從建立社會中間層、建立良好的維權和利益博弈機制開始的。當工人階級的代表穿上西裝、打上領帶，走進集體談判的大廳與資方代表進行談判，而國家政府作為中立的一方來為雙方斡旋、調節和協助雙方談判時，三方（國家、勞、資）也許會同時發現，要建立一個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會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難的，只要這樣的協商機制得到確立，社會就會逐步脫離矇昧和暴力向文明社會、向世界頭等強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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