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賬單，用彩色貼上便條：如果一份賬單交給了醫療保健公司，就用藍色便條；如果賬單透過了醫療保健公司並已交給了一傢俬營保險公司，就用黃色便條；如果由於賬目有誤他退回了賬單，就用紅色便條；如果賬單一路順風透過了這個系統、他準備好給所欠款額開支票了，那麼就用綠色便條。

考慮一下這種單據工作所代表的人數吧。對每一個治療他母親的醫生和護士來說，起碼有一大堆不同組織裡的十幾個開賬單的人——醫院或醫生的辦公室、藥房、社會機構、醫療保健公司、保險公司。這就像一場老式的戰役。為戰場上的每一個士兵服務的就有戰線後方的20個人在處理後勤工作。

大部分專家都估計，美國每年的保健系統所花費的上兆美元中有20％～30％是牽涉到單據工作的。在醫院裡這個數目可能還要高到40％～50％。住院一週的時間就可能產生幾百張紙的單據。使成本增加的就是，美國每年所提出的10～20億次的索賠中大約13％都由於錯誤而退回。①

①坎比茨。弗魯哈爾，《處方：軟體》，《幸福）雜誌，1997年3月7日．114。

即使在美國的保健行業轉向“有管理的保健”，以便減少成本、預防詐騙、保證連貫和恰當的保健時，單據工作和複雜性還是高漲不下。在有管理的保健模式下，一個組織，不管它是醫療保健公司或是一傢俬營保險公司，跟一組醫生簽訂合同，給受管理的病人提供醫療服務並接受固定費用——一次切除闌尾手術是1000美元，流感注射一針是15美元，等等。根據《1998年度健康保險資料大全）所載，在1997年初，美國有1．6億人登記進了有管理的保健計劃，這是能有

數字提供的最後一年。

醫生們能理解控制成本的需要，但是覺得自己被埋葬在規章裡，並受到層層官僚們的事後批評。他們害怕自己的醫療選擇被限制，病人的護理質量會降低。他們自己也把事情複雜化了，把病人檔案當做商務記錄，經常猶豫不決，不願意與競爭的醫生共享檔案。他們大部分人都討厭電腦，儘管這種厭惡心理的一大部分都可以歸咎於早期醫療系統的笨拙和花費。

很奇怪的就是，許多醫生喜歡仇恨的有管理的保健，原來卻是一個首要推動者，它把資訊系統擴充套件到病人護理中去，並把病人護理的控制權交回醫生。當您把足夠多的有助於臨床治療的資訊放到醫生面前時，他們就會看到好處，並會要求更多資訊。與此同時，病人也認識到在網上他們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並認識到這種資訊在維護自己健康方面給他們一種控制感和責任感。

臨床的好處也鼓勵了保健公司的執行長去要求更好的資訊系統，有時甚至是頂著他們董事會的抵制來乾的。在過去幾年的合併中，董事會經常地強調削減成本。到目前為止，保健業只把其收入的2％～3％用於資訊科技，而相比之下，銀行業卻用了其收入的15％。儘管保健業是個高科技領域，但技術卻一直用於獨立的診斷系統，而不是用於資訊流通。

網路使您把握自己的健康

我親自花了許多時間在網上閱讀關於健康問題的資訊。我的朋友和家人都面臨著這些問題。網上醫療資訊的詳盡程度真今人驚歎。但是網上也有許多江湖醫生的廣告，因此不要相信您所找到的一切。要驗證提供資訊的人或組織的證件。

如此多的資料終究會極大地改進人們獲取醫療資訊的能力，以及為自己的保健決策負責的能力。卡特總統的總參謀長哈密爾頓·約旦與癌症作過數次鬥爭。當他第一次將要放棄鬥爭的時候，一個朋友告訴他：“沒有人比您對您的保健問題更關注了。”並說服了約旦對自己的病負責。他相信第一次得的癌症是由於在越南戰爭中受到橙劑（譯者注：一種用作化學毒物武器的除草劑）的汙染而引起的。他利用圖書館來研究這種癌。10年以後，他又與前列腺癌作鬥爭，利用因特網成為自己疾病的專家，並積極參與治療。

幾年以前，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安迪·葛羅夫在面對前列腺癌時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網上看了關於種種療法有些什麼資訊之後，他很快就意識到，沒有有效的比較研究。由於他始終是個科學家，所以他就憑藉原始材料寫了自己病歷的比較研究！

約旦由於有前列腺的家族病史，就選擇了外科手術。葛羅夫由於家族病史不同，情況也不同，所以就選擇了一般性治療和“智慧炸彈”輻射療法的結合。重要的事情就是，藉助於有效的醫生建議和自己的研究，這兩人都為自己做出了有根據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