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世介面前展開，文明世界的公眾到底如何看待？戰爭雖然發生在日清兩國之間，而如果要問其根源，實在是努力於文明開化之進步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的一方的戰爭，而絕不是兩國之爭。本來日本國人對###人並無私怨，沒有敵意，而欲作為世界上一國民在人類社會中進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們卻冥頑不靈，不懂普通的道理，見到文明開化的進步不但不心悅誠服，反而妨礙進步，竟敢無法無天，對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發生了此戰。也就是說，在日本的眼中，沒有###人也沒有###國，只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凡是妨礙和反對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這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事，可以看作一種宗教〔信仰〕之爭……幾千清兵無論如何都是無辜的人民，殺了他們是有點可憐，但他們不幸生在清國那樣的腐敗政府之下，對其悲慘命運也應有所覺悟。倘若###人鑑於此次失敗，領悟到文明的力量多麼可畏，從而將四百餘州的腐雲敗霧盪滌一空，而迎來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價也值，而且應當向文明的引導者日本國三叩九拜，感謝其恩。我希望###人早早覺悟，痛改前非。（《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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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化的設計師福澤（5）

在福澤諭吉的邏輯中，他的所謂“文明”——實為弱肉強食的法則——具有絕對的價值，“文明”是衡量一切的標準，而日本是“文明”的代表，不服從日本就是不服從“文明”，因此日本發動的戰爭是“文明”的戰爭，而“文明”的戰爭是絕對正確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後寫的一篇題為《直衝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彈“文明”老調：

蓋此次開戰，是日本促朝鮮朝文明的方向改革，並讓它自身真正自立。但那###人卻反對文明的主義，試圖施以種種的妨害，終於以兵力表示對我的抗拒。與其由他們首開戰端，不如我們斷然宣戰。###人千百年來在周公孔子的夢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視他人，以堂堂中華聖人國自誇，只有讓它看到自身的無知矇昧，事事才不致礙手礙腳；若對自身矇昧無知毫無認識，那就要將自家的臭氣傳到鄰國，反對改革，以至妨礙文明開化的事業，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對其任意胡為坐視不管，任憑它以無知矇昧之力壓制文明革新運動，那就會使它越發傲慢，不知最終會做出何等事情來。也就是說，今天的戰爭雖是日清兩國之爭，實際上卻是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之戰，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革新的命運。應該意識到我國是東亞先進文明的代表，非國與國之戰，而是為著世界文明而戰。給它頂門一針，乃至當頭棒喝，啟蒙昧國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於文明的腳下，以求上進，此為要緊。（《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500頁）

根據這樣的邏輯，福澤諭吉並不滿足於在黃海上與中國海軍的戰鬥，他再次提出日本軍隊僅僅在海上打敗中國還遠遠不夠，還難以使中國“幡然悔悟”，日本軍隊還要“直衝北京”——

要以文明之勢力席捲四百餘州，讓四億人民沐浴革新的陽光雨露，就必須做出決斷，直衝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於文明之師面前。此非好戰，乃是世界文明大勢賦予日本的天職，是不得不為之也。日本的太陽旗儘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風飄揚，四百餘州的全圖盡在文明的陽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輩翹首以盼。（《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第501頁）

接著，1894年8月11日，福澤又發表《趕快攻略滿洲三省》，提出“趕快攻略滿洲三省”，作為佔領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發表《曠日持久會上###人的當》一文，認為日本和中國打仗不可曠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斷，直衝其大本營，蹂躪（“蹂躪”一詞是福澤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漢字詞彙——引者注）四百餘州，加快其亡國的機會。此外別無選擇”。

福澤諭吉就是這樣，一邊口口聲聲“文明”，一邊煽動日本政府和軍隊將侵略戰爭推上中國大陸，儘快蹂躪和吞併整個中國，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上空。這就是福澤諭吉所提倡的傳播“文明”的途徑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瞭他所謂的“文明”究竟是何種東西。正如現代日本學者竹內好在《日本的亞細亞主義》（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澤諭吉所信奉的文明“並不是當時所流行的歐化，當然也不是鹿鳴館中舉辦的化裝舞會。對他而言，文明就是冷酷無情地擴張自己，如果否定這一點那就在國際競爭中生存不下去”。換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