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的“文明”就是以進化論和社會生物主義為思想基礎的窮兵黷武、弱肉強食的軍國主義。這種軍國主義所信奉的不是國際間的道義、友誼與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來擴張日本的“國權”。在福澤諭吉的有關思想言論中，有著軍國主義的全部基本的特徵——對天皇制專制集權的推崇，對“御親征”的熱望，鼓吹國家體制的軍事化，動員國民踴躍參軍，鼓動國民為戰爭捐款等等，他還在不少文章中動輒自稱日本為“軍國”。特別是，福澤的思想言論中有著軍國主義者的非理性、瘋狂性和冒險性的特徵。甲午中日戰爭中他極力主張日本軍隊攻略中國“四百餘州”，在當時來看就是一個極大膽和冒險的想法，剛剛維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當時顯然尚沒有足夠的國力做到這一點，但向來以理性分析見長的福澤，卻異想天開地認真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這樣的建議，這從一個方面暴露了以傳統日本武士道精神為核心、以近代“文明”相標榜的近代軍國主義的非理性和冒險性。

福澤諭吉雖然終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個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間學者文化人的身份開辦學校、編輯報紙、著書立說，其實際影響要遠遠大於任何一個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來日本主流輿論奉福澤諭吉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