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看，那個國家地廣人多，但由此判斷他們擁有幾倍於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錯特錯了。###軍隊號稱百萬，實不足信。###人的毛病是喜歡虛張聲勢，不過是出動一兩萬的兵力就聲稱幾十萬，古來筆法即如此。”他還分析了中國兵訓練不足，不過是由乞丐流民組成的烏合之眾，因而，“大國之大，在彼不足賴，在我不足懼，總之，我希望對###加以損害，要迅速、要廣泛、要大”。

日本近代化的設計師福澤（4）

福澤諭吉還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優勢，強調日本具有精兵強將，一定可以打勝。“如###的戰爭若不能取勝，我日本人自今後不但永遠受###凌辱，也會被世界各國所輕侮欺凌，最終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如果打勝的話，則我日本的國威不僅可以炫耀於東方，也會令遠方的歐美各國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權不必說，作為萬事〔與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強國，會永遠被東方奉為盟主。”他還鼓動說：“為了實現這一希望，我們的身家性命不足貴，願直接進軍北京決一死戰；我們的財產也不足愛，願全部充作軍費。舉日本全國之力即可達到目的。此次朝鮮事變若果真引發日支兩國的戰爭，則我輩可以斷言：日本必然勝利。”（《戰爭一旦發動就應有必勝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親征準備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進一步煽動對中國開戰，認為“比起談判的準備來，更應該做開戰的準備”。他鼓動天皇親自率兵征討中國，即所謂“御親征”，強調“我輩所希望的就是準備御親征，僅此而已”，並在這句話旁邊加上了著重號，以示懇切鄭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前夕，福澤諭吉寫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勁兒地鼓吹立刻對中國開戰。7月，他在題為《應該直接對###朝鮮兩國開戰》一文中，稱李鴻章給朝鮮政府的電文所說的“內修德政，勿負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視天兵一舉，無異以石壓卵也”這些話，“是對日本無禮萬千的語言”，並指出由此可見是中國“挑撥朝鮮政府拒絕我要求的事實確鑿無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猶豫，要與###為敵人，斷然開戰”，而且在向中國開戰的同時，也不要放過朝鮮，因為朝鮮與中國是“同一個洞裡的狐狸”。他說朝鮮是小國弱國，攻打它別人看來好像有點可憐，但“為了打破它多年來腦海深處崇拜###的迷夢，必須付諸彈丸火藥”。1894年11月下旬，日軍攻入旅順大肆屠殺中國人民，美國的《世界日報》（WORLD）、《時報週刊》等媒體報道日軍從11月21日佔領旅順以後，四五天中屠殺非戰鬥人員、包括婦女兒童六萬人，稱日本人為“披著文明外衣的野蠻怪獸”，而一貫標榜“文明”的福澤諭吉卻為日軍屠殺辯護，稱中國軍人偽裝成市民，殺死他們理所應當，說中國人沒有信義，“不能把他們當普通的人看待”（參見石河干明《福澤諭吉傳》第3卷第756頁，巖波書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

圖6福澤諭吉手書條幅除了這樣赤裸裸地鼓吹與煽動戰爭、為侵略戰爭及屠殺行為辯護外，福澤諭吉更以一個學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著“文明”的幌子，為對華戰爭尋找理論根據，這集中體現為“文明戰勝野蠻”的“文明進化論”。他把西方列強依靠武力向世界擴張作為“文明”的楷模，認為那就是“文明開化”，日本應該、並且已經這樣“文明開化”了。他早在《文明論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認為日本的文明已經高於###（中國），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正在或已經“脫亞入歐”，成為西洋各國那樣的“文明開化”的國家，而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則尚在“未開化”之列，不屬於文明國家。在這種前提下，日本對朝鮮和中國採取的任何侵略行動，都被他歸為促使中國和朝鮮“文明開化”，為了這個名義，縱使侵略，也是正義的行為。信奉“弱肉強食”生存法則的福澤諭吉，就這樣振振有詞地把最醜惡可恥的侵略主張與行徑包裝起來，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福澤諭吉寫了一篇題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的文章，其中說道：

在朝鮮海豐島附近，日清兩國之間展開海戰，我軍取得了偉大勝利……我聽到這一訊息真是欣喜若狂。由於我軍的開戰而博得了勝利的大榮譽確實可喜可賀。我軍的勇武再加上文明精銳的武器，打他的腐敗國的腐敗軍隊，勝敗的結果本是明明白白的。恰似揮日本刀斬草無異，所向披靡，無可阻擋，原不足為怪，與預想的完全相同。最可喜的是日本軍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絕非出於僥倖。日清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