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之一。唐、王諸人屬於一部分社會責任感尚未完全消泯計程車大夫，唐順之驚歎“天下事魚爛極矣”！並嚴斥“東南州郡侈靡日長”，“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他們要做“真正英雄”，拯救時局。當意識到時局實際上無法挽救時，他們只能返身求諸自己的內心，如唐順之所說：“以康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懲忿窒欲、克己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與胡柏泉參政》）但他們的努力終歸徒勞，因為他們從封建思想傳統中拾取的武器已陳舊不堪，對於封建制度的衰敗命運實在也幫不上什麼忙。而且，他們力圖“窒慾”的努力，也給自己的精神生活帶來很大痛苦。如王慎中《答李拙修》談到自己在妻子去世以後的一種心情：“吾輩學問，用情中節第一難事，而七情之感，其於哀者尤難中節。……故於此際尤宜審察，勿令為傷。不然，雖可為天常之厚，而未得為學問之功也。”既意識到哀痛之情難以抑制，又要硬講“學問之功”，以求“用情中節”，正說明精神的矛盾。而他所說“學問”的違揹人性，也於此昭然可見。

唐順之、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輕視感情、鄙薄文學，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可觀的成果。唐順之早期的詩歌，還較講究藝術形式。如《元夕詠冰燈》詩，雖不見如何出色，對詞藻、色澤的運用尚屬巧妙。但連這種詩他後來也棄之不屑為了。

歸有光（1507—1571）字熙甫，崑山（今屬江蘇）人。嘉靖進士，官長興今，南京太僕寺丞。他因場屋不利，出仕較晚，在文壇發生影響比唐順之、王慎中等人要遲，他所批評攻擊的物件，也主要是嘉靖後期聲勢煊赫的“後七子”。歸有光既對文學復古的主張不滿，對模擬的文風尤其斥之甚厲，為文主張根於六經，宣揚道德，這是人們把他列入“唐宋派”的主要原因。但是，歸有光與唐順之、王慎中等人的不同之處仍是很明顯的。首先，他所主張的道，仍然是傳統的儒家之道，對宋代理學並無太多興趣；其次，他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馬遷，愛講“龍門家法”，同時對宋、元文也不排斥；再有，他對文學的抒情作用也比較重視，曾說：“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詩序》）又認為“聖人者，能盡天下之至情者也”，而“至情”就是“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泰伯至德》）。這和唐、王的觀點有一定距離。

正因為歸有光肯定“匹夫匹婦”的“至情”，他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寫得相當感人。如《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餘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賴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餘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餘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

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

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蹟，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餘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餘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

其後二年，餘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餘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來，卻寄託著感慨和深情，是歸有光這一類散文的長處。語言十分簡練精潔，材料講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寫作時是很用心的。這種散文在當時的文壇上顯得很突出。但應該指出，在歸有光的文集中，這類散文所佔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還是散發著迂腐的說教氣息。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學的複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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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七子

“唐宋派”形成以後，雖然聲勢談不上盛大，但還是有相當的影響。王世懋曾說：“嘉靖時，海內稍馳騖於晉江（王慎中）、毗陵（唐順之）之文，而詩或為臺閣也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