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為理窟也者。（李）於鱗始以其學力振之，諸君子堅意倡和，邁往橫厲，齒利氣強，意不能無傲睨。”（《賀天目徐大夫子與轉左方伯序》）這段話頗能說明由唐宋派造成的文學倒退現象，以及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的“後七子”重振復古運動的背景和攻擊目標。

“後七子”是一個比較嚴密的文學宗派，其形成情況大致如下：約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進士出身任職於京師的李攀龍、王世貞相結交討論文學，決定重揭李夢陽、何景明等人文學復古的“旗鼓”。後二年，徐中行、梁有譽、宗臣中進士，與李、王結成詩社，遂有“五子”之稱。後又增謝榛、吳國倫，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後七子”了。以李攀龍為盟主，王世貞為輔弼。但因為謝榛後來與李、王發生衝突，被排除出去，所以他們一般自稱為“六子”。當時另有“後五子”、“廣五子”、“末五子”等，與這一文學集團聲氣相連，所謂“翕張賢豪，吹噓才俊”（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聲勢十分浩大。在他們的掊擊下，“唐宋派”的勢力很快就瓦解了，以致茅坤晚年寫信給徐中行時，只能要求在推崇李、何的同時給唐、王以一定的承認。

李、王在文學上完全繼承了李、何的復古理論，他們認為“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明史·李攀龍傳》），就是李夢陽的論點的翻版。甚至，他們認為這還不夠，還要更推進一步。如一般復古論者視《史記》、《漢書》為古文的典範，而李攀龍則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