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內心感到十分壓抑，於是在詩中寫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長。昨日雖短霽而暄，今日雖永陰復涼，胡不雨雪為歲祥？胡不稍暖開初陽？徒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慘懍無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誠叵量。氣候淑美少，君子道難昌。陰晴長短不可問，古來萬事都茫茫！獨憐窮海客臥者，魂繞江南煙水航。

詩從一個陰天令人不適的感受，聯想到社會的沉悶：整個世界一片暗淡，使得眾人萬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詩人不禁喊道：要麼下一場大雪，要麼陽光普照，這樣陰沉沉的世界怎麼能夠忍受！從這裡可以體會到中國封建時代後期社會中個性發展的艱難性，具有很典型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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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唐宋派及歸有光

所謂“唐宋派”是指對嘉靖間文壇頗有影響的、以反撥李、何為主要目標的文學派別。該派作家主要從事散文創作。

一般把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實是很含混的說法。嚴格說來，所謂“唐宋派”的主腦人物王慎中和唐順之，實際上是宗宋派——說得更清楚些，是道學派，因為他們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學而不是文學。唐氏說：“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豐（曾鞏）；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邵雍）者。”（《與王遵巖參政》）王氏也說：“由西漢而下，（文章）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曾南豐文粹序》）曾鞏之文、邵雍之詩，即使在宋人中，文學氣息也最為淡薄。所以，這裡雖在論詩說文，評價的基準卻是道學。茅坤在理論上附和唐、王，但不那麼極端，態度常有些遊移，他的“文人”氣也比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編選《唐宋八大家文鈔》著稱，也是以唐宋並舉。正如宋代理學家指責韓愈所言“道”駁雜不純，宗宋與唐宋並舉是有區別的。但在崇道的基本意義上，固不妨將唐、王、茅諸人合稱為“唐宋派”。

至於歸有光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他同唐、王等人既無直接聯絡，在一些基本觀點上亦與之存在歧異，所以董其昌評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王慎中）、毗陵（唐順之），卓然自為一家之書”（《鳳凰山房稿序》）。把他從唐宋派中分離出來，似更為妥當。

嘉靖初，王慎中和唐順之先後中進士，在京師與陳束、李開先等人切磋文學，被稱為“嘉靖八才子”。其時，王、唐都是李、何所倡導的文學運動的熱忱追隨者。不久，王、唐的思想發生劇烈變化，不僅否定了自己早年的文學立場，而且對當時追隨李、何的文學潮流持嚴厲的批判態度。

唐、王的文學理論的核心，乃從維護道學的立場出發，重彈宋儒以來“文道合一”論的老調，即所謂“文與道非二也”（唐順之《答廖東雩提學》）。他們譏訾“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唐順之《與陳兩湖》），並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肯定的，目的是糾正李、何以來文學復古的流弊，使文學的發展更趨完善，而是根本上認為文學本身是有害於道的東西。如唐順之把文學貶為“枝葉無用之詞”（《寄黃士南》），反對人把精力“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與蔡白石郎中》），甚至認為“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寄黃士南》）。由崇道絀文的基點出發，自然會像宋濂等人一樣，認為“程朱諸先生之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唐順之《與王堯衢書》），當作“文”的極致。而王慎中對曾鞏之文特別敬重，也是因為認為它“會通於聖人之旨”和“思出於道德”（《曾南豐文粹序》）。

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第二書》一文向受到稱賞，文中“直擄胸臆，信手寫出”等語同他的“開口見喉嚨”（《又與洪方洲書》）的主張一樣，被認為與晚明文學中“性靈”派文論有直接關係。其實兩者存在根本的區別。如袁宏道的“性靈說”以李贄“童心說”為基礎，主張表現人的“喜怒哀樂嗜好情慾”的“自然之性”（《敘小修詩》）。而唐順之的“直攄胸臆，信手寫出”則以“存天理、滅人慾”為前提，他不止一次表達出“人慾之為苦海，而循理之為坦蕩”（《與陳兩湖主事書》）的思想，這與他接受程朱理學的立場完全一致。

明嘉靖間，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危機繼續加深。在封建制度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而又難以變革的環境下，士大夫階層中流行著追求享樂的風尚。這既包含著“人慾”對物質生活的正當要求，也是對封建政治表示失望的消極對抗形式，實即意味著知識階層與皇朝之間的裂隙加深——封建末世無可挽救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