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早期創作“頗崇六朝”（袁袠《唐伯虎集序》），其代表作《金粉福地賦》，以極其鋪張的詞藻描摹了奢靡享樂的場景，曾傳誦一時。錯金鏤彩的臺觀，通宵達旦的宴遊，歌女舞姬的錦燦服飾和銷魂體態，反映出當時東南城市中追求物質生活的社會氛圍。對這種生活的讚美，在當時起著破壞禁慾的教條、使文學更趨近情感真實的作用。唐寅和祝允明的一些詩，也有追承六朝風格的特點。長期以來受貶斥的六朝文風，自明中期以後再度出現興盛局面，這也反映著人們對文學的寬豁的態度。

對唐寅來說，科場案不僅意味著仕進理想的徹底破滅，而且使他負上了終身的恥辱。但當他賣畫為生、為自己重新確定了類似近代“自由職業者”的社會角色之後，便不再消沉，對科舉、權勢、榮名，總之對縉紳社會所尊奉的價值體系採取蔑視和對抗的態度，並有意識地強化了自己“狂誕”的形象。他嘲笑利祿之徒“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髏滿眼笑他迷”，自稱“此生甘分老吳閶，寵辱都無剩有狂”（《漫興》），凡此種種，很顯著地表現出一個脫略縉紳階層的行為正規化的市井文人的形象。後世產生了許多關於唐寅的虛構的傳說，也正表明了他的性格存在與市民情趣相契的特徵。

與此相應，唐寅後期的許多詩歌，如《一年歌》、《桃花庵歌》、《把酒對月歌》、《醉時歌》等，也具有與傳統文人詩很不相同的特點。在情感內容上，詩中描繪了一個凡庸而真實的自我，不給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塗飾；在語言、音調上，務近俚俗，輕便自由。以《桃花庵歌》為例：

桃花塢裡桃花庵，桃花庵裡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酒無花鋤做田。

這種詩不事修飾，不計工拙，成功地表現了詩人的個性。但它對向來的文人詩歌傳統，卻造成嚴重的破壞。所以，後來王世貞嘲笑這一類詩“如乞兒唱《蓮花落》”（《藝苑卮言》）。

平心而論，這種詩的藝術成就並不高。在社會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產生了衝擊古典傳統、自由地表現詩人個性與情感生活的要求，但在古典傳統之外如何創作出具有強大藝術感染力的作品，是一個長期困擾著詩人們的問題。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弘治間中舉人後，七次應進士考試而不第，遂以舉人身份入仕，任廣東興定知縣，遷應天府通判，不久辭官。

有《懷星堂集》。

祝氏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在傳統文化方面的根柢遠較唐寅來得深厚，學問也遠為廣博，所謂“貫通百家，縱橫群籍”（劉鳳《續吳先賢贊·祝允明傳》）。但在追求純真、自由的個性和反抗陳腐的思想傳統方面，他卻與唐寅極其一致，故而兩人交誼莫逆。祝氏的為人，也是“傲睨冠紳”，“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國寶新編·祝允明傳》）。所不同的是，祝允明更喜愛哲理的思索，對傳統思想的批判更具有一種理性的勇敢。他二十八歲寫《浮物》一書，對儒家六經已有所非議，顯示其思想的鋒芒。至晚年作《祝子罪知錄》，矛頭指向程朱理學，又對儒家“聖人”如湯武、孟子也加以諷刺，“異端”的色彩更濃。

祝允明的詩文中具有一種顯著的特點，就是表現出自我覺醒的意識和向外拓張的強烈要求。如《丁未年生日序》中寫道：

人生實難，天運何遽！質自俶降，無變乎空疏；貌與時移，轉淪於蒼濁。聚螢愧學，倚馬非才。傷哉貧也，非為養生嘆；軒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義而氣貫白日，廓量而心略滄海。思詒遠也，通八遐之表；願處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滌日月，披拂風雲。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雞顧景而自愛。一履獨往，千折弗撓者矣。

這裡是作者主觀精神的寫照。文中願遠通八遐、高立千仞、洗滌日月、披拂風雲的自我形象，雖然看不出具體的人生要求是什麼，但想要向外拓張、實現自我價值的慾望，依然給人以強烈的印象。但作者也清醒地意識到，他的這種慾望，是社會傳統勢力所難以容忍的。在上面一段之後，就抒寫了理想難以實現的悲憤。

類似的情緒，在詩歌《短長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詩作於祝允明五十多歲在廣東興寧任知縣時，一生自負的他，在僻遠之地做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