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傳統道德已徹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夠有效地約制社會的統治階層，提供正義的理想。

與上述內容相關聯，《金瓶梅詞話》不僅反映了社會政治的黑暗，還大量描寫了那種時代中人性的普遍弱點和醜惡，尤其是金錢對人性的扭曲。在這部一百回的長篇小說中，幾乎沒有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裡勾心鬥角，相互壓迫。西門慶家中妻妾成群，花團錦簇，但眾妻妾乃至奴婢之間的爭寵奪利，無所不用其極，顯示出在多妻制婚姻關係中女性心理的陰寒。小說有很多地方寫到西門慶在佔有各色女子時，一面尋歡作樂，一面商談著財物的施予，兩性關係在這裡成為赤裸裸的金錢交易。還有，像五十六回寫幫閒角色常時節因無錢養家，被妻子肆口辱罵，及至得了西門慶賙濟的十幾兩銀子，歸來便傲氣十足，他的妻也立即變得低聲下氣。這些描寫，都尖銳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錢的驅使下是何等的可悲與可憐。而且，作者明顯是有意識地在描寫兩性之間為金錢所左右的交往時大量引用那些辭采華美、富於溫情的詩、詞、曲，讓人感覺到：在那樣的社會里，不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國維所謂“詩歌的正義”，在男女交往中也極少存在詩歌的溫情。

歷史的演進是複雜的過程。一方面，正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肯定“好貨”、“好色”是晚明時代具有進步意義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會力量遠不夠強大、具有正面意義的新道德難以確立的情況下，這種思潮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西門慶一類人物身上）卻常常會以邪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金瓶梅詞話》的思想內涵因此也帶有這一歷史變異時期的複雜性。為小說作序的“欣欣子”（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稱此書的宗旨是“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但這只是一種有意識的和常規性的標榜，小說本身則很少有基於傳統道德的說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質慾望和情慾的膨脹使人性趨向於貪婪醜惡，同時也如實地反映出追求這些慾望的滿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錢和情慾不是被簡單地否定的，而是同時被視為既是邪惡之源，又是快樂與幸福之源。以對於李瓶兒的描寫為例，她先嫁給花子虛，彼此間毫無感情，後來又嫁蔣竹山，仍然得不到滿足，在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較多地表現為淫邪乃至殘忍；

嫁給西門慶後，情慾獲得滿足，又生了兒子，她就更多地表現出女性的溫柔與賢惠來。這明白地顯示出：過度縱慾固然不可取，但對自然慾望的抑制，卻只會造成更為嚴重的人性的惡化。雖然，作者很難以一種恰當的態度來處理這種人性的矛盾，而最終只能以虛無和幻滅來結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對人性的看法，已經不再是簡單化的了。

《金瓶梅詞話》受後人批評最多的，是小說中存在大量的性行為的描寫。這種描寫又很粗鄙，幾乎完全未曾從美感上考慮，所以格外顯得不堪，使小說的藝術價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認為，當時社會中從最高統治階層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談房闈之事為恥，小說中的這種描寫，是當時社會風氣的產物。不過，同時還應該注意到，這和晚明社會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關聯，它是這一思潮的一種粗鄙而庸俗的表現形態。

三、《金瓶梅詞話》的藝術成就與地位

《金瓶梅詞話》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多方面的開創意義，標誌了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過去的長篇通俗小說，主要是以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為素材，在民間的“說話”藝術中經過長期的醞釀、改造而形成的，注重傳奇色彩、故事情節，在人物的善惡分判上簡單而分明，構成這些小說的共同特點。而《金瓶梅詞話》作為文人的獨立創作，明顯突破了以上這些正規化。它問世不久，就傳抄於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當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說明了它在小說史上的特殊性。

從取材來說，在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長篇小說——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分別以歷史上的顯赫人物、民間英雄好漢、神話人物為中心，歸納起來，可以說它們都是寫非凡人物的非凡經歷和非凡故事，是傳奇性的小說。

雖然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生活情景，但畢竟是經過了很大程度的想象與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離的。《金瓶梅詞話》則是以一個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為中心，並以這個家庭的廣泛社會聯絡來反映社會的各個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瑣的，沒有什麼超常的本領和業績；它的故事也是凡瑣的，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