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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詞話》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所描寫的官商關係和金錢對封建政治的侵蝕。本書在討論漢初賈誼、晁錯的政論文時，就已指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於商人所擁有的金錢力量足以對以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封建等級秩序構成破壞。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工商業的興盛，這種破壞又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從《金瓶梅詞話》中我們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頒佈的《明律》中關於房舍、器物、服飾等諸方面區分等級的規定，這時早已形同虛設。西門慶一家物質享用的奢華，遠遠超出於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會被路人議論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是貴戚皇孫家豔妾”。而官僚階層面對這種金錢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紆貴。第四十九回寫文采風流的蔡御史在西門慶家作客，受到優厚的款待，還得了兩個歌妓陪夜，對於他的種種非法要求，無不一口應承。而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也因收受了西門慶的厚禮，送給他一個五品銜的理刑千戶之職（第三十回），做了一筆權錢交易；在過生日之際，更以超過對待“滿朝文武官員”的禮遇接待這位攜大量金錢財物來認幹爺的豪商。至於賄賂官吏，偷稅逃稅，在西門慶更是輕而易舉之事。封建國家機器在商人的金錢的鏽蝕下，已失去其原有的運轉能力。

而西門慶正是憑藉其金錢買通政治權力，在相當的範圍內為所欲為，乃至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

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傢俬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擄了許飛瓊，盜了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門慶這樣的人物並無機會被引納為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這個封建政權多少仍是處於遊離狀態的。小說中有兩處描寫頗值得體味。一是四十九回寫歌妓董嬌兒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紅紙大包封著”的一兩銀子，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嘲笑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這裡顯示了富商對文官的寒酸的卑視。另一處是五十七回寫西門慶對尚在懷抱中的兒子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出身，雖有興頭，卻沒十分尊重。”這裡卻又表示了對做“文官”——國家機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嚮往。

小說在這方面雖沒有充分展開，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如果說西門慶是晚明市民階層的一個代表人物的話，這類人物雖然能夠以金錢買到一部分政治權力為己所用，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從根本上影響這部國家機器。作為一種社會勢力，他們既不是獨立的，也不是積極反抗的；在他們興起之時，就已經卷入到封建政權的腐敗過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濫的宣洩，成為西門慶這一類人物體認和表現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方面，《金瓶梅詞話》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而是十分廣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儘管過去的小說在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我國戲曲、小說的特質之一，是“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有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即使歌頌民間反抗鬥爭的《水滸傳》，也還是讓正義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張（包括死後成神這一類給讀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這多少給那種黑暗的社會抹上了一層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詞話》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告的沉冤，難雪的不平：西門慶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蓮，逍遙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對他莫可奈何；苗員外慘遭殺害，主犯苗青卻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蓮被害死後，她父親想給女兒報仇，結果也被迫害而死……，這種無辜者受盡煎熬、悲慘而死、毫無抵償的故事在小說中比比皆是。而那個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享受了一輩子的富貴榮華。他最後的縱慾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檢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惡有惡報”；甚至他轉世投胎，也仍舊是做富戶。現實的沉重和陰暗，使讀者感受到巨大的壓抑，從而更有可能認識到封建社會的本質。這種描寫，一方面是因為封建末世的政治確實格外地混亂無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