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不穩定感，又表現出元末東南士大夫的思想特徵。最終，蔡伯喈得到朝廷的旌表和提升，但他仍無法平復因“二親飢寒死”帶來的愧疚。在這些描述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作者揭示了現存道德的不完善乃至虛偽和罪惡，表現出企圖從儒家經典原始本義追求完善道德的意欲。

趙五娘是《琵琶記》中著力刻畫的人物。就其真實性的一面來說，她代表著一種人物類群：在舊時代中下社會階層，一些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撐者，她們堅韌不拔，忘我犧牲，奉養老人，撫育子女，使丈夫能夠在外界獲得成功。在這過程中，她們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難。而《琵琶記》所刻畫的趙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強化，作者為她設計了極端艱困的處境：被丈夫遺棄卻必須奉養公婆，家境貧寒而又遭遇災年，竭力盡“孝”仍被婆婆猜疑……。這種描寫確實集中反映了舊時代婦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難。

但從作者的本意來說，即使對趙五娘這樣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還是為了藉助嚴酷的處境來突出男性社會要求於婦女的以自我犧牲來維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還進一步在趙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確的道德自覺與道德說教：趙五娘的種種行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說為婦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趙五娘之口說：“索性做個孝婦賢妻，也得名書青史。”這就超越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而成為理念的表達，成為一種道德誘勸。所以說，趙五娘是一個由生活真實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藝術形象。

《琵琶記》作為一部有意識宣揚道德教化的劇作，在後世受到統治者的歡迎。據說朱元璋認為它的可貴，甚至超過四書、五經。但並不能因此而認為它只是一種陳腐的說教。劇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如“忠“、“孝”的矛盾，個人意願與社會統治力量的衝突，都表現了作者對生活現實的關注和思考；這種關注和思考又同元末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的演變有關。

《琵琶記》代表了南戲在進入明清“傳奇”階段之前發展的頂峰，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從結構上說，它的情節雖然存在某些漏洞，但總體而言，整部劇情以趙五娘和蔡伯喈不同遭遇的雙線並行發展的處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條線是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的羅網，滿心苦悶地處於一片繁華富貴的氣氛中，一條線是趙五娘含辛茹苦，拼命掙扎在滿目荒涼蕭條的境地，許多場面不斷交錯出現，相互對映，給觀眾以強烈的感受。從人物形象來說，雖然夾雜了一些理念化的成分，但無論趙五娘的歷經磨難而默默忍受，還是蔡伯喈的進退兩難而矛盾苦悶，都有其真實的生活基礎。作者為了達到“動人”的目的，逐步深入地展現他們的性格特色和細微的心理活動，使之有血有肉，不因為說教的目的而變得蒼白僵死。

劇中的語言，“都在性情上著工夫，並不以詞調巧倩見長”（毛聲山評本《琵琶記·前賢評語》引湯顯祖語），大都本色自然，能夠比較深入地寫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動。《糟糠自厭》一出中趙五娘兩段唱詞非常有名：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礱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著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順歌》）

糠和米，本是兩倚依，誰人簸揚你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共夫婿，終無見期。（白）丈夫，你便是米麼，（唱）米在他方沒尋處。（白）奴便是糠麼，（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給得公婆甘旨？（《前腔》）

曲子寫趙五娘觸物生情、從糠的難嚥想到自己和糠一樣受盡顛簸的命運，又從糠和米想到自己和丈夫的分離，引起對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以口頭語寫心間事，刻寫入髓，委婉盡致。

在戲曲的聲調格律方面，《琵琶記》改變了早期南戲不講究宮調配合的做法，根據劇情的需要，考慮曲牌的緩急、性質的粗細、聲情的哀樂，以及相互間的搭配，加以妥貼的安排。對句格、四聲的運用，也比較嚴密細緻。所以它在這方面也被明清傳奇奉為圭臬。

總之，經過高明這位著名文士的加入，南戲從民間俚俗的藝術形式，發展到成熟的階段，這在戲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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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四大南戲——《荊》、《劉》、《拜》、《殺》

在元末明初，還有些較著名的南戲劇作。其中《荊釵記》、《劉知遠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習慣上簡稱為《荊》、《劉》、《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