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種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到了明代，雜劇漸漸衰微，從南戲發展而來的“傳奇”終於取代了它的地位，這一方面同東南地域文化優勢的增長有關，同時，也是由於南戲的自由體制，更便於展開復雜的劇情，塑造豐滿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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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明的《琵琶記》

高明，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瑞安（今屬浙江）人。生卒年不詳。其弟高暘生於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當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兩說。奇…_…書……*……網…QＩＳuu。ｃＯm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是理學家黃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進士後，先後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椽吏、浙東閫幕（統帥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職，官聲頗佳。晚年隱居於寧波城東的棟社，以詞曲自娛。另有少量詩文傳世。

從高明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他對仕途險惡的認識和對田園生活的留戀，以及對民間疾苦的瞭解和同情。另外，他還寫了些表彰孝子節婦的詩文。透過宣揚儒家傳統道德來糾正“惡化”的風俗、調和社會矛盾，是高明的一種社會理想，也是他創作《琵琶記》的基礎。在《琵琶記》的開場詞中，作者批評一般的戲劇“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識地利用戲劇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這前提下，他也觸及了一些較為深刻的社會問題。

《琵琶記》是對早期南戲《趙貞女蔡二郎》的改編，寫趙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東漢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間傳說中，蔡伯喈只是借用歷史人物之名。陸游《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說：“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由此詩可以看到兩點：

一是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為民間講唱文學的流行題材；二是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趙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從“盲翁”說唱一類民間文藝中演變過來的，《南詞敘錄》在此劇目下注言：“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另根據元曲、傳統戲劇、民間文藝等各種資料所提及的情況，我們可以知道早期民間流傳的蔡、趙故事的梗概：蔡伯喈上京趕考，一去不回，不顧父母，遺棄妻子，最後被暴雷震死，是個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趙五娘孝順公婆，艱苦持家，公婆去世，她羅裙包土，替公婆築墳，揹著琵琶上京尋夫，丈夫卻不相認，是個孝順賢惠的苦命婦女。

如前一節已分析的，《趙貞女蔡二郎》是意在維護家庭穩定的倫理劇。《琵琶記》在儲存這一核心內涵的同時，又對劇情作了重大改動。最關鍵的地方，是把原來作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個忠孝雙全的正面人物，把他拋棄家庭、另娶貴妻處理為被人脅迫而不得已。作者這樣做，大致有兩個目的：一是作為文士，不願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蔡邕繼續在民間揹負惡名，二是可以更好地宣傳他所信奉的儒家倫理觀念。

改編後的《琵琶記》，透過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與“孝”這封建時代兩大基本倫理觀念的衝突。在蔡伯喈赴考之前，他的家庭和諧完滿。當皇帝“出榜招賢”以後，蔡父不顧他的意願，以事君盡忠、立身揚名方為“大孝”的理由，迫使他上京赴考；考中狀元以後，牛丞相強迫他入贅相府，又是以不得違背聖旨為由，用君命和權勢來壓服；最後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辭官，仍被皇帝以“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的理由駁回。辭考不從、辭婚不從、辭官不從，使蔡伯喈無法照顧家庭、奉養父母，結果父母在饑荒中死去。這就是所謂“只為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在封建時代正統觀念中，忠、孝原來統一的，但作者卻注意到兩者之間的矛盾，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絕對要求對家庭倫理的破壞，這反映了知識階層在維護家庭和服務於政權之間常常會出現兩難選擇。

所謂“三不從”的情節，同時也反映了以蔡公、皇帝、牛丞相為代表的綱常倫理的現世權力對蔡伯喈個人意志的壓迫。他雖然被塑造成一個孝心昭著、恪守經訓的形象，但他也有對新婚妻子的愛戀，對田園生活的嚮往，這些都因為與君親之命相沖突而不能滿足。他在一段唱詞中說：

我穿著紫羅遙У驕惺�也蛔栽冢�掖┑腦沓�ピ醺液�ゴВ課銥誒鋶約縛諢惱耪乓�焓碌拿Σ璺梗�擲錟米鷗穌角漲張路阜ǖ某罹票��

因為個人的意願被否定，愈益增強了對官場生活的厭倦。而那種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