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頌》讚美縱酒任誕、蔑視禮法的生活，可以看出當時風氣。《思舊賦》是向秀思念故友嵇康、呂安的抒情短賦。全篇總共不足二百字，幾乎剛開頭就結束了。但從這種欲言而難語的文章體制和文中悲悽的感情氣氛，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沉重，以及當日政治的黑暗與恐怖。

第三節　西晉詩文

公元二六五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晉王朝，史稱西晉。此前蜀漢已滅。晉立國不久，又攻滅東吳，結束三國分裂，重新統一中國。但以司馬炎為首的統治集團，未能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秩序，就沉湎於享樂，而司馬炎以曹魏宗室孤弱、不能救助王室為戒，分遣同姓諸侯統率精兵鎮守要地，又從另一面種下了禍根。他死後不久，就由一場宮廷內的權力之爭演變出宗室間的大混戰，史稱“八王之亂”。趁此機會，漢、魏以來大量內遷的北方少數民族的首領紛紛自立，摧毀了晉朝在北方的統治。西晉從立國到覆滅，總共只有大約五十年。

晉朝建立統一全國後，造就了盛大的事業和短暫的繁榮，原來就屢遭打擊的反對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一般文學之士為了家族和個人的利益，紛紛向統治集團歸攏，成為其中一分子，或權貴門下的賓客。於是士風發生了改變。正始士人的縱誕任情，多少包含著對現實不滿及拒絕與權勢者合作的意味。而現今計程車人既然立身於統治集團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檢束。縱或小有越規，也僅只是文人的風流。其個體意識，在新王朝令人懾服的威勢下必然地發生了減退。

文學同樣發生著變化。此前，無論是剛健明朗的建安文學，還是隱晦曲折的正始文學，都充溢著內在的熱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氣和力度。因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衝突與對抗中生活的，無論是追求建功立業，還是在被壓迫中痛苦掙扎，都可以說是自我意志與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晉時期社會表面上是穩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與統治集團的利益一致，因而他們的生活就缺乏衝突與對抗，文學因而普遍顯得鬆弛而平緩，少有激動人心的力量。換言之，文學的“風骨”在這時明顯地減弱了。當然也有例外，左思、劉琨的詩歌是表現了衝突與對抗的，並且向來被譽為有風骨。不過，他們不是西晉文學的主流派。

但是，西晉文壇並不冷落。無論作家還是作品的數量，都遠遠超出前代。尤其是詩歌，在士人生活中的價值進一步得到肯定，上層文士幾乎沒有不寫詩的，而在正始時期，詩歌創作在社會上層還沒有如此普遍。

西晉文學也不是沒有繼承前人的地方。其實，導致西晉文學不同於建安、正始文學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說的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是作家創作觀念的變化。表現人生的傷感仍然是文學的中心主題，文學的抒情性，在主觀意識上甚至比前代更為受到重視。陸機的《文賦》比前人更明白地說明了文學是感情活動的結果。只是，由於社會的壓抑，作家缺乏對抗的意識，文學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現為無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緊張、豐滿的內涵。而文學作為修辭藝術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視，因此，建安文學追求華麗的傾向被髮展到極端。語言明顯地趨向書面化，雕琢刻畫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詩歌中出現的對偶現象，這時也高度發展起來。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詩中偶句所佔的比率，以及對仗的工整程度，都遠遠超過建安詩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寫景的成分在西晉詩中也有明顯的增加，並且寫得更為細緻工巧。《文心雕龍·才略》稱陸機“思能入巧”《詩品》稱張協“巧構形似之言”，又稱張華“巧用文字，務為研冶”，主要都是表現在寫景方面，可見這是一種普遍的風氣。他們的作品缺乏壯闊的情懷，於細微處感覺卻很敏銳，能準確地捕捉景物的特點並加以精細的表現，這是前人未曾達到的，對於提高古詩的語言表現能力和審美價值是重要貢獻。並且，從建安到西晉，詩歌中寫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現力的提高，也為山水詩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準備。西晉的年代不長，主要作家幾乎都一起相處過。不過，從他們重要作品的寫作時間來講，也可以勉強地加以區分。大致傅玄、張華文學活動開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時期文學興盛，除張華仍在世外，又有所謂“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二陸（陸機、陸雲兄弟）兩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目。劉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晉末年寫出的。其中，陸機、潘岳並稱“潘陸”，在當時評價最高，代表了西晉文學的主流；左思、劉琨則表現了與潘陸不同的風貌。

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北地泥陽（今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