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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

不過,儘管《大人先生傳》等文章有著尖銳激烈的一面,但作為作者人生理想之化身的“大人先生”,卻是一個魁然獨存,超世絕群,飄颻乎天地四極,與造化相推移的神人。也就是說,作者對周圍切近的矛盾衝突,仍然採取隔遠和逃離的態度。因為,他對於自己所厭惡的現實社會,終究是無能為力的,他只能在幻想中追求絕對的自由。

魏晉是散文進一步駢化的時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鋪排之筆,辭采富麗,又使用很多對偶句,並以單行散句交錯其間,使之奇偶相生,整齊中見變化。偶句的句末,大多用韻,易於口育。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銍(今安徽宿縣西)人。

他崇尚老莊,性格高傲剛直,不抱禮法。又受道教影響,喜談服食養生之事。通音樂,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稱嵇中散。有《嵇中散集》,又魯迅輯校之《嵇康集》。嵇康與阮籍是好友,同為“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處,但性格為人、處世態度、頗有不同。嵇康娶魏宗室之女,與曹魏政權的關係,比阮籍更為密切;對司馬氏的陰謀、他的反對也更為明白激烈。所以當正始末司馬懿執政之後,他就脫離政壇,不像阮籍那樣,仍虛與斡旋,以求自保。並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樣,借哲學的觀照與思考,隔遠了現實中的矛盾與痛苦。以他的社會聯絡、政治態度以及剛傲的性格,自然難以為司馬氏所容,所以終究被構陷殺害。傳說他臨刑時,太學生三千人請求寬赦他,並以他為師,可見他在當時所享聲望之高。

嵇康是魏晉之際最著名的論說文作家。《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康所著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其特點,一是思想新穎,好標異說,對傳統的儒家思想富於批判精神,二是說理縝密而透徹。主要作品有《聲無哀樂論》、《管蔡論》、《難自然好學論》等。其中《聲無哀樂論》是一篇邏輯嚴密,辨析細緻的論文,頗為難能可貴。不過,從文學意義上說,他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更為重要。

山巨源即山濤,“竹林七賢”之一,與嵇康為知交,後投靠司馬氏。他從吏部郎轉遷為散騎常侍時,舉薦嵇康以自代,希望嵇康放棄與司馬氏對抗的立場,以免遭到危險。嵇康作此書斷然拒絕,並宣佈與之絕交,表示自己決不屈節妥協。當然,他不能公然從政治上表示對立。信中陳述自己不能就職的理由,是推崇老莊,任真縱放,無法忍受禮法的羈勒和俗務的糾纏。借這種表白,顯示出桀傲不馴的態度。他要求對方尊重自己的個性和志趣,提出“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又譬喻說:“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鑣,享以佳餚,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這種個人意識和追求個性自由的精神,正是魏晉文學最顯著的特色,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輝。

在自我表白的同時,作者還辛辣地諷刺挖苦山濤和整個司馬氏政治集團。他說山濤:“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又描摹官場景象:“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尖銳地斥責了山濤及其他依附司馬氏的人們毫無操守、投機多變。更有甚者,他還宜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實際是譏刺司馬氏為了篡權而製造禮教根據。據說司馬昭讀了這幾句話,對嵇康很痛恨。嵇康最終被殺,與此有直接關係。

總之,這篇書信全面反映了作者的人格。雖非正面立論,卻毫無閃爍含糊之辭,放言無憚,辭鋒犀利,風調峻切。用生動的語言,寫出作者的真實感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嵇康的詩歌成就雖不如阮籍,但四言之作仍有特色。其《幽憤詩》作於因友人呂安的冤案被構陷入獄時,自述身世、志趣和耿直的性格。《贈秀才從軍》更是激昂有氣之作,第九、第十四兩篇尤其受人喜愛:

良馬既閉,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這組詩原是嵇康為了送哥哥嵇喜從軍而寫的,但詩中借想象嵇喜從軍後的生活,實際表現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情趣。“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寫得何等有生氣。“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又是那樣瀟灑脫俗,充分體現了作者高遠的情懷。所謂“魏晉風度”,於此生動可見。

“竹林七賢”的其他幾人,都很少有作品流傳,只有劉伶的《酒德頌》和向秀的《思舊賦》比較有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