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以氣為主”，還表現為其壯浪縱恣的抒情形式。

在創作的過程中，詩人的感情往往如噴湧而出的洪流，不可遏止地滔滔奔瀉，其間裹挾著強大的力量。因此，在詩體的選擇上，他較少運用多有限制的律詩，而偏愛便於縱橫馳騁、隨意抒寫的以樂府體為主的古詩，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這一類詩體在李白那裡，比前人更為放縱自由。例如《蜀道難》大量運用長短不齊的雜言，劈頭就用了獨特的句式：“噫籲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接下去忽而五言，忽而七言，時而短至三、四字，時而又長至十幾字，如：“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在句式的屈伸變化中把詩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詩歌的跳躍性也是極強的，往往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開闔動盪中坦露變幻無常的感情活動。貫穿在這些飛躍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邏輯，而是情感的蹤跡。例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全詩僅十二句，可是詩人的情感活動卻出現了幾度跌宕起落。

首兩句從憂愁落筆，但從三句開始境界忽然一變，詩人抖擻精神，情緒變得高昂起來，以至於想上青天，攬明月。“抽刀”兩句又從天上跌回到人間，愁緒像回潮般再度襲來。但詩人不願被這種消沉的情緒吞噬淹沒，終於再次掙脫出來飛向自由的空間。詩人就在這樣大起大落的飛躍之中，披露了其內心深沉的痛苦，也表現了他睥睨憂患的達觀性格。

李白詩歌的語言風格，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寫有大量的樂府詩，幾乎佔全部詩歌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寫樂府詩最多的詩人。他最擅長的七言歌行，其淵源本起自樂府；而用為唐代樂府的絕句也正是李白所運用自如的。這一切都說明李白的詩具有接近於歌謠的特點，實際上也就是使詩歌語言更多地從新鮮活潑的生活語言中得到充實和豐富，並加以提煉、昇華。樂府詩自初唐以來沒有多大發展，李白則融古樸森茂的漢魏樂府和清新明麗的六朝樂府為一爐，以其俊逸的才氣創造了新鮮的詩歌語言。

他有很多詩篇的用語就是直接從樂府民歌中點化而來的，如《靜夜思》系從《子夜秋歌》“秋風入窗裡”一篇化出；而他的“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金鄉送韋八之西京》）、“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夢遊天姥吟留別》）等，又顯然受到南朝樂府《西洲曲》裡“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的啟發。他的《上三峽》詩則是以古代民歌《三峽謠》為張本改造而成。歌謠原詞為：“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還有許多詩篇，雖然不是直接由民歌改造而來，卻在語言風格上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轉的風格，深得民歌韻味。如：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宣城見杜鵑花》）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裡，雲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但是，並不是說李白的詩歌語言侷限在樂府民歌的範圍，實際上，他也廣泛汲取了前代文人詩歌的精華，形成通俗而又精煉，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麗的風格特色。他的“自然”並不僅僅是除去雕飾，淺顯明白，而且是語近情遙，具有豐富的意味。總之，李白善於博採前人的成就而自成高格，堪稱爐火純青的語言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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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杜甫與中唐詩歌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使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轉入衰亂，唐詩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盛唐詩歌的情況來看，儘管那個時代的一些文人出於各種原因對前代詩歌進行了激烈的抨擊，但從魏晉南北朝到盛唐，詩歌發展的延續性在一些基本特徵上是很顯著的：儒家傳統中以詩為政治與教化之工具的觀念在實際創作中很少被認真看待，詩始終是一種個人性的藝術創造，是表現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