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情懷與人生理想的審美形式。而盛唐詩人的激盪的熱情與浪漫的幻想，更使詩成為華彩的樂章。而到了中唐，首先可以看到詩歌與時事政治的關聯加強了。這本身當然不是什麼缺點，杜甫許多這一型別的詩作都具有感人的力量，對於唐詩的內容是很重要的開拓。但同時需要注意到，這一種關聯的加強常常伴隨著詩人個體意識的削弱和對於國家的依附意識的加強，伴隨著儒家文學觀念的加強。這在杜甫已不能免，在元結、白居易等詩人那裡則更突出。而另一方面，作為盛唐詩歌主要特徵的激情的表現，在中唐詩歌中也受到了抑制。杜甫詩的“沉鬱”，實際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結果。在其他詩人那裡，激情或轉化為怪誕，或轉化為哀苦，乃至退化為閒適、瑣細。

毫無疑問，唐代文化富於創造性的生命力並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詩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各種不同風格之間的差異，比盛唐詩給人的印象要更為強烈；中唐詩人對語言表現形式的關注，也比盛唐詩人更為深入。從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到李賀的嘔心瀝血覓詩句，賈島的苦吟，詩人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唐詩總體上的繁榮多彩，與他們（也包括晚唐詩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詩歌中豪邁自信、自由飛揚的精神，在這時確實是開始減退了。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自明代高棅明確把唐詩劃分成初、盛、中、晚四階段以來，人們習慣把杜甫歸為盛唐詩人，這是出於要同時充分肯定盛唐詩和杜詩的典範價值的考慮。但從唐代社會和唐詩的變化的實際情況來看，�